我认识李江琳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已经开始研究西藏问题。李江琳出身解放军军官家庭，赴美国求学，然后任职于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她曾帮我安排在法拉盛图书馆的演讲，也曾组织跟民主、人权议题有关的学术会议。后来，我听说她从图书馆辞职了，很为纽约失去这样一个言论平台而遗憾。然后，我读到了她多年心血的结晶----《一九五九：拉萨》，这是我看到的关于西藏当代历史的最优秀的一本独立著作。国内有一位相当重要的现代藏史专家曾对李江琳说，在国内做研究，不得不小心留意，不要把饭碗砸了。若把饭碗砸了，甚至弄不好把自己整到监狱里，那还做什么研究呢。这是国内学者的普遍处境。可是，对于李江琳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她选了这个题目，就需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她不得不破釜沉舟，先砸了自己的饭碗，辞职出走。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居之不易。谁会为了一个热爱的研究课题，为了完成一本书的写作，而放弃像图书馆员的“铁饭碗”呢？李江琳就有这样的勇气和理想。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种不为稻粱谋，而为真理活的人。写作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项“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工作：虽然这本书出版后备受学界好评，但并不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关心西藏的历史问题的读者毕竟数量有限。所以，版税收入大概连作者赴中国和印度等地调查访问的旅费都不够。但是，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终于理解李江琳的苦心和决绝了。为了这本可以传世的书，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正如评论家丁一夫所说：“《一九五九：拉萨！》已经把五十年前的拉萨重新塑造和搭建成了一个舞台，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已经到位，藏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事件已经在读者面前展开了。”
不是叛乱，是自卫
还原历史事实，则谎言不攻自破。李江琳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对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为资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度敏感」。在研究过程中，她参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资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内部资料」外，大多数中文资料是公开资料。对「拉萨战役」的全过程，她对比了两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尽可能对一些关键因素，如双方的兵力和武器对比，两方的决策过程等做一些梳理。「拉萨战役」中有多个作战点，被砲轰的地点多达十七处，最主要的有五个，即甲波日（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有关这五个作战点的具体情况，作者采访了当时在这几个地点作战的藏人，或者找到双方的回忆录加以比较，既是为了厘清史实，也是为了对「拉萨战役」有更全面的理解。不过，由于当下中国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难以采访到当年参与作战的解放军官兵并让他们讲述真相。这个在研究上不可逾越的缺陷，大概只能等到中国告别共产党一党独裁、实现民主宪政之后才能弥补了。
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画、有步骤」地进行的「叛乱」？这是中国的官方历史书及教科书中对拉萨事件的“权威定义”。然而，李江琳发现，公开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各方面的资料表明，当时在拉萨发生的，是一个多种因素促成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很快失控。在三月十日到十七日这关键一周里，噶厦政府基本已经瘫痪，拉萨陷于无政府状态，达赖喇嘛也无法控制局面；一个由少数中下层官员和民众组成的，类似于「协调小组」的临时机构，取代了噶厦政府发布命令。在此期间，噶厦政府的三名噶伦、基巧堪布、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以及警卫团长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达赖喇嘛的逃亡。中方则秘密进行军事部署，并且做出政治和宣传上的安排，准备实施计画已久的「总决战」。
这一历史真相，跟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中国的“六四”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从本质上来说，是民众自发的对暴政的反抗。更准确地说，不是中共当局定义的罪不可恕的“叛乱”，而是民众忍无可忍的、出于本能的“自卫”。
这一结论，在茨仁夏加所著的《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这是一本为学界所倚重的第一本西藏现代通史。作者在论及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时精辟地指出：“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并不是狭窄的阶级或地区利益，也不是冷战时期大国在背后操纵。拉萨起义主要是平凡百姓为了保卫他们的价值体系，达赖喇嘛就是这个体系的中枢。”藏人用“吃糌粑的人”来自我定位并与中国人区隔开来，“糌粑是所有藏人的基本食物，越过了阶级、性别、教派与地方主义”。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中共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来描述的那幅图景----藏人中的统治者和富人煽动和欺骗藏人中的穷人来反对共产党；恰恰相反，是所有藏人一致对抗外来入侵者，正如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所说：“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不会甘于接受外来统治。”
不是战争，是大屠杀
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中共当局对西藏以及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的藏区实行“民主改革”。这场“民主改革”在中共内部又叫“宗教制度改革”，就是摧毁所有藏传佛教寺庙。摧毁寺庙的暴力行为，自然引起藏民的反抗，解放军就对反抗的藏民武力镇压。藏民不得不躲进寺庙，但无神论的中共军队照样冲进寺庙大肆杀戮，甚至动用大炮和出动飞机轰炸寺庙，将诸多寺庙夷为平地。在「拉萨事件」发生之前，中共就已经出动野战军在西南、西北镇压藏民暴动，为此不仅调动了步兵，还调动了空军、骑兵、砲兵，“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内战”。拉萨事件不是双方对抗的起点，而只是一个高潮而已。
解放军炮击和轰炸寺庙是有意为之。比如，轰炸理唐寺，炸死和打死八百多名藏人。执行轰炸的是兰州军区空军，这支一九五四年才组建的空军，参与了整个六年藏区的战争，进行过无数次轰炸，飞机起落有一千多架次。李江琳指出：“轰炸藏人的大经堂，从汉人的角度来讲，是用这种方式震慑你；但对藏人来讲，你把我最神圣的一切都毁了，我就没有退路了。他的震慑作用反而使周围没有参与的民众都起来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藏区的寺庙几乎全是被解放军摧毁的。军队杀害僧侣和藏人，抢劫寺庙财产，藏区人口几年间锐减三分之一以上。李江琳写道：“他们动用了骑兵、炮兵、装甲部队、防化部队、空军、舟桥部队，还有好几个野战医院。参与作战的部队，在周边四省有七十多个团的兵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与藏传佛教无法“和平共处”，共产党不允许有独立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存在。
那么，藏人对抗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是否可以称之为战争呢？李江琳承认，曾有一位美国藏学家提出疑问，认为“战争”这个词太夸张，这是“镇压”而非“战争”。在台北她也遇到过类似的询问：为什么是“战争”，不是“屠杀”？李江琳解释说，她选择使用“战争”这个词，首先是因为那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它不是警察使用催泪弹、棍棒之类驱散抗议人群那样的行动，而是动用了野战军和当时最强大的现代武器的军事行动；其次，“屠杀”有多种方式，相比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屠杀，柬共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或者苏联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杀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用战争形式进行的屠杀；第三，在那场军事行动过程中，藏人并非没有反击，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作战，如理塘寺之战、四水六岗成立后的尼木之战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军死亡人数有一万多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这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都具备了战争性质。
不过，我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大屠杀这个术语。因为，即便勉强将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称之为战争，那也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甚至比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日军与原住民的对比还要大----日军杀戮台湾原住民的时候，还没有飞机、装甲车、大型火炮等重型武器。而在解放军“平叛”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的重型武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甚至在看不到屠杀对象的情形下杀死对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与起义的藏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武器的。当时的一位平民朗顿嘉措回忆道，他所属的木匠与石匠协会有五百位成员但只有两把步枪与二十把手枪。“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训练自己好与解放军进行近身搏斗，所以我们准备了刀箭、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后来证明完全没有用的武器。”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摧毁罗布林卡时，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显然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会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继续炮轰拉萨城和寺庙。他们是有意屠杀数以千计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众。这些民众面对炮轰不仅保护不了自己，也不可能对中国军队造成任何实质伤害。”所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大屠杀（Democide），它完全符合大屠杀的经典定义：即由政府主导的对民众的所有谋杀行为，种族灭绝、政治谋杀、饥荒拒绝援助、酷刑、集中营等均在其内，包括一切“由政府导致的死亡”。
在拉萨消逝的生命与在天安门消逝的生命一样宝贵
杀戮是共产党首要的统治术。李江琳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萨，另一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李江琳描述大屠杀中幸存的藏人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寻访其他“六四”受难者家属的经过，她们都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李江琳写道，在加德满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馆里，一九九八年离开西藏的康巴人强巴对她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康巴暴动、大饥荒到“文革”，强巴经历了在“民主改革”的名义下，一个普通藏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而八十多岁的前僧人洛桑贡保始终无法对李江琳详述一个细节，即他的两个同为僧侣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军打死的经过。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眼睛泛红，语不成声，手里的念珠簌簌颤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李江琳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当他把埋藏在心里五十多年的记忆交给我时，我深知这个交付的分量。”
那些在拉萨消逝的生命与那些在天安门消逝的生命一样宝贵。然而，有多少汉人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为被屠杀的藏人而流泪和愤怒呢？在中国，生命被分为三六九等。在中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九五九年在拉萨消逝的那些生命，才导致了同样的悲剧在三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施施然地上演。这个论点有些冷酷和突兀，但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原来以为：他们只杀藏人，不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藏人；他们只杀“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不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阶级敌人。正因为这种狭隘和愚昧，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学生、市民跟奉命前来杀人的士兵唱的居然是同一首歌，绝大多数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没有料到解放军会开枪杀人。其实，他们在拉萨早就那样干过了。再杀一次人，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跨越一个心理的深渊。所以，误解是因为我们单方面的无知。「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说：「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是的，当我们失去了捍卫历史与记忆的能力，我们也就失去了掌握和塑造未来的能力。
有一次，达赖喇嘛应邀到美国国会讲话，他对议员们说，西藏问题无关石油、无关金钱利润，“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利益不是所有国际问题的主宰。而李江琳在讲述一九五九年藏人的悲剧时说：“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需，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辨善恶，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面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这就是历史学必须遵循的伦理准则。正如评论者所说，《一九五九：拉萨！》是现代西藏史上一本绕不过去的书。不管你在西藏问题上是不是有预设的立场和看法，你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然后，让你的良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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