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婚事终于在人们纵横交错的目光中尘埃落定。他们一前一后，沉默离去，归隐海边，独享逍遥。可事情的另一面却仍悬而未决：杨振宁是否真的只为名利女人而来？如不少人所说，只是为了“捞名誉 ，捞票子 ，捞房子，捞女人”。这样的指责倒底有多少属实之处？还是人们又一次掉入了认识上的偏狭：非黑即白，不是天使就是魔鬼？
如果是后一种，那么真正的社会平等、社会宽容仍将难以形成，中国民众的心理离成熟仍路途遥遥。以至于一方面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杨的婚事纯属私事，另一方面又可以默认政府动用各种行为去为其行使方便。于是，有了北京机场的大批保安和贵宾通道；有了汕头市民政局门口的警卫把守。而在杨翁婚姻登记的一小时内，连办理正常业务者也被谢绝进入。特权，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的两极化认识而堂而皇之地展开。于是，有人可以被抬到“神化”的地位，即使做出再荒唐的事，也是“焕发着人性的光辉”；而另一些人，却受尽不公，命如草菅。
我们不排除人的七情六欲，即使人到暮年；我们也不排除人有对名利爱情的无尽渴望，即使力不从心，可同时，我们是否也不该忘记：人性的驳杂与分离？而对于那些长期离乡背井、飘泊海外的人来说，正如美国黑人作家哈利在家史小说《根》中所写：“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叶落归根，实现年轻时代埋下的“强国”梦想，也许正是杨振宁那一代人心中永远解不开也化不掉的“中国情结”。
我们不该忘记的还有：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杨振宁在联合国总部的痛哭；上海送别宴上当他得知“两弹”皆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而完成时，他的喜极而泣，“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又有多少理由去怀疑他有对中国的眷眷之心？怀疑他有为国图强的真切愿望？
如今，他年过八旬，蹒跚归来，在清华园里重执教鞭，传授他的渊博的知识。至于名利女人这些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他自己孜孜以求迫切追来？
我们不得而知，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当前这一片闹哄哄物欲横流，充满媚俗诱惑的泥潭里，杨振宁的“中国情结”正历经考验。
而杨振宁就是杨振宁: 他既不是邓稼先，也不是陈省身，他只是他自己，他做了他的选择，他要了他能要和想要的，他这样理解：“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后礼物。”也许在他那里，这一切皆是礼物：名誉、票子、房子、女人。
他要它们，这是他的自由。
有一种东西，它始终凌驾于一切言论之上，也许它，才使得这个事件更具社会意味，那就是，在这整个事态中表现出来的那股坚不可摧的特权力量。它使趋利者更加趋利，使虚假者更加虚假，使漠然者更加漠然，使糊涂者更加糊涂，使荒唐者更显荒唐。
而在我，还看到的是，这一个婚姻，是杨振宁中国情结上的最后一朵玫瑰，它让人想起什么是岁月和命运里永远无法摆脱的情怀，什么是对故土青春和爱情的永无休止的追求和爱恋。
《圣经》里说，人啊，你们不懂自己在做什么。是的，在这平安夜里，我们不懂：万物是否都有界线？爱情是否真曾来临？永恒是否真的存在？快乐是否总有代价？ 人类追逐一个又一个的梦幻，总是那么勇敢，即使是八十二岁的杨振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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