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豪撰文/最近，泰国有约四百名僧侣上街，希望泰国新宪法把佛教定为国教；过了数天，土耳其有上百万人上街，为的却是反对政教合一。这两场示威的方向南辕北辙，它们虽然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但都说明一点：信仰跟政治的关系，依然是不少国家要积极处理的重大问题。
4月25日，数百名佛教僧侣骑着大象於曼谷市郊通往市区的马路上游行，他们呼吁泰国新宪法把佛教列为国教。在6400万人口中，佛教徒占了95%，泰国佛徒信奉的大多是塔娜娃达佛教，此一佛教流派也在斯里兰卡、柬埔寨和缅甸盛行。
虽然这次游行的规模不算浩大，较组织者预期的要小得多，但泰国军方对僧侣的诉求显然不敢掉以轻心；据一些流言称，现已流亡出走的前泰国首相他信的支持者暗中支援这场运动，他信的支持者希望军方对事件的应对出了乱子，他们可以找到机会。因此，本人是穆斯林、去年发动政变的军头颂提以及军政府委任的首相素拉育，都已放软身段，表明不会阻止僧侣的诉求。
在泰国僧侣要求佛教成为国教之后四天，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於4月29日有100万民众参加示威，他们都是为了反对政教合一而上街，要求继续过着世俗化的生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提名外长居尔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人们认为居尔的伊斯兰色彩甚浓，一旦当选可能会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跟泰国类似，土耳其军方在该国政治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土耳其军方已经明确表明，将捍卫土耳其的政教分离政治制度。分析普遍认为，土国军方不能容忍居尔出任总统；而且很明显地，他们绝对说得出，做得到：土耳其军方自1960年以来，已曾四度推翻政府。
在泰国，把佛教定为国教的问题，在政治上是极为敏感的。在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北大年、也拉、陶公和沙敦四府聚居着约100多万马来穆斯林，占到当地人口的70%以上。与其他已基本融入泰国佛教社会的少数民族不同，泰国南疆的马来穆斯林对泰国缺乏认同感，该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泰国政府。特别是，近年来极端主义的扩散，曾一度趋於平息的泰南分离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从2004年至今据报已造成超过二千人死亡；刚在5月9日，泰国南部发生多起袭击，一共酿成九人死亡。若然在此时期贸易把佛教地位再提升，更有可能会激化矛盾。
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实施政教合一的管治，但自从国父凯末尔创建土耳其共和国后，他一手确立了世俗化的体制，而该国一直奉行政教分离政策，而土耳其军队则一直是世俗制的最坚定维护者。
在当今国际社会，政教分离是不少现代国家的主要特色之一。在美国，於1789年宪法生效后，於1791年通过的第一修正案的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关政教关系的规定。第一条的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在日本，於1945年的“和平宪法”，也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有评论认为，这是日本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在中国，信仰和政治的问题，其实是更加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中国政府为了处理好跟国内穆斯林的关系，曾下达要求媒体小心处理跟猪年有关的题材。梵蒂冈近年积极寻求跟中国大陆建交，但此事对官方爱国教会的影响甚大，包括教会内的权力，包括教会的财产，都是敏感问题；而北京跟达赖的关系，更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另外，中国宪法序言也有表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把马克思列宁思想等入宪，是否等於已把这些思想提高到“信仰”的层次？若然不是，这次“指引”的权威又有多少？
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涵是甚麽？若然它们之间或内部有矛盾（例如马克思讨厌资本家，但“三个代表”却要邀请他们入党），又或有过时的地方，则又如何处理？当这些“指引”愈加愈多的时候，其实是否已经没有了主心骨？若然各方人士执着於“指引”里的不同地方，坚持自己的看法，各执一词，造成社会上的不和谐，则又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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