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前后的左右之争在沉寂数月后又死灰复燃,先是右派鼓吹手茅于轼四处演讲遭遇连番抗议暴露左右之争暴力化倾向,继而中共下达《关于当年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同时旨在扼杀公民意识的“七不讲”传言又甚嚣尘上。凡此种种,在外界看来,表明习李体制全面左转已是不争的事实。
消息人士透露,十八大前习近平曾问计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代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此后这一消息被右派舆论无限引申大长右派声势。然而,原本希望借“中国梦”凝聚社会共识的习近平对于自己遭到右派声音“绑架”颇为不满,更感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被操控,于是方有此次连串看似“左”实则“矫正”社会舆论方向以确保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动作。加之,此次矫正更与中共周期性的党内整风相重叠,初登大位的习近平亦希望借此纯洁中共,甚至不惜释放“清党”信号,动作之大、力度之强可能超越人们想象。
“习李体制集体左转”暗藏悬念
稍早前的“七不讲”尽管疑点重重,但是相信空穴来风并非毫无理据。随之曝光的“通报”内容即大谈中共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七个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警告党员树立坚定理想和信念,发动宣传系统为严守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造势。及至即将开展的以群众路线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中的毛氏口号,如“照镜子,洗洗澡”等,都一例被认为证实了习李体制整体左转。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的确流露出复杂的政治倾向。姑且勿论“中国梦”的具体色彩,他先是整治风纪、严惩贪腐,继而呼吁“将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在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呼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权威,都体现了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现代国家领导人形象。然而,观察人士认为,由于自身红二代底色从未曾退去,其内心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远远超过知识分子出生的胡锦涛。从对毛泽东诗词的谙熟于胸,到诠释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再到明确警告“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站住,就会天下大乱”,习近平“左”的形象同样跃然纸上。
而最近网上收紧舆论以及连串释放的整风信号,更让人们看到他背后的“左”的色彩欲益浓重。其中,“七不讲”传言虽然虚实难辨,更多可能带有传播者浓重的个人政治倾向,但也反映了这种无限演绎抽象也绝非简单的“捕风捉影”。之前,在《百日新政“看不懂”习近平政治元年或破茧而出》一文中曾直言习近平的左右色彩,并坦言习近平内在的认知其实是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分野的,而“中国梦”的政治理想正是其凝聚社会共识的口号。分析认为,他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迅速获得左右力量的好感,令其失去舆论市场,就是得益于看似忽左忽右实则贯穿着一个实用主义的务实思路。
“欲放先收”还是反击右派舆论“裹挟”?
有观点认为,习李体制目前连串的“左”转动作事实上不过是中共历史上历次舆论开放前的“欲放先收”,尤其是周期性整风运动中的舆论准备更无足大惊小怪。
诚然,从历史上看,中共为防止激烈的社会思潮冲突导致动乱并确保既定的路线,确有“欲放先紧”的前例。
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迷信,并确定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1979年向全党发出防止意识形态失控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坚持)。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 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的看法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开始放松。除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被讨论外,其它的政治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尽管原则本身不能受到质疑,但原则的表述可以进行讨论。
此后,尽管收效甚微,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仍呈周期性推动。“六四事件”后,以江泽民、李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控制大权,以防止“和平演变”为借口,中共在20年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度过一段意识形态领域的沉闷期。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发出最后警告,江泽民才转变态度,改革开放才大规模推进。然而即便如此,江泽民在1995年提出“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次年下令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为期3年的党性党风教育,发扬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一直到胡锦涛上位后推动历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但基本已经流于形式。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似乎的确是“连野猪都骗不了”却不得不演的闹剧。但得到消息称,十八大前改革派代表胡德平与习近平的一次畅谈所引发的后续效应可能引起了中共高层的警觉。当初,习近平向胡德平传递了推动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信号,然而此后右派乘势鼓噪无限拔高习近平的实际意图,到处吹风谤议朝政,令本欲克制意识形态争鸣的习近平颇受压力,于是不得不对右派力量进行敲打,以防止局面失控,反倒授人以柄。
根据媒体报道,习近平会见胡德平大约在2012年8月份。当时被指为文革余孽的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因违纪落马正在等待处理,即位在即的习近平向胡德平澄清了薄熙来的批评态度,并承诺了加快推动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这一度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向外界传达政改信号。
意识形态“战火”不断 中共“稳”字当先确保主导权
正如此前在文章中所提到,意识形态领域尤其中共党员的理想信念是习近平整风的基础。尽管近年中共党内弊病积重难返,对外号召力与组织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在事实上,对历来强调“思想武装”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绝对不能轻易拱手让人。尤其是当这种舆论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发生转移(从中共宣传部门转移到左右派舆论领袖),威胁中共的既定步骤,迫使中共适应右派打造的舆论环境时,这种危机感更令中共难以忍受。
上文提及,习近平与胡德平的对话据称被右派舆论所追捧,并成为其扩大声势的资本。据了解,当胡德平为代表的右派舆论将习近平当时的有关宪法、政改的解性解释和演绎公之于众,甚至是谈话本身被外界所熟知时,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显得十分震怒。在习近平看来,这为其之后接位后的执政走向产生了极为被动的影响。
事实上,在习近平即位后的政治宣讲中,的确不乏契合右派舆论的内容。但往往随后被无限拔高扭曲,其真实含义被消融在右派的政治语境中,无论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思考,这种“绑架”剥夺了官方的阐释权,令中共顿感右派的误导性解释的危机。比如,习近平曾号召将权力关进关进笼子,被右派舆论有意无意地认为接受其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观。然后事实上,习近平2010年在中央党校对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以延伸,提出“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本身即来源中共的群众路线。习近平借壳下蛋但“实”却不同,自然无法等同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认同。
而在宪法实施3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习近平尽管曾宣称尊崇宪法的权威,力挺依法治国,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但这绝不等同于右派一直标榜的“宪政政治”,至少仅从目前的迹象看,与宪政政治所去甚远。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即表明了他的独立态度。
如此,当右派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对中共高层进行的诱导性解释占据社会思潮主流时,中共势必将其视为对不可容忍的干扰,这种“捆绑”中共高层意志的状况绝对不会被允许。当下,右派舆论的狂欢彻底压制左派舆论空间,二者非但无法调和凝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共识,而且还将社会的撕裂进一步拉大,甚至于走向极端化暴力化。处此境遇中,中共势必会在社会多元背景以整风运动确保党内力量的思想统一,确保意识形态的“阵地”不被攻破。
而在社会层面,以正统地位自居的《环球时报》近日连续发文,力图弥合左右之间的分裂,尤其以右派舆论代表茅于轼遭攻击为例,呼吁其放弃极端化的撕裂性言论,就是出于一种凝聚共识、消弭对冲浪花的考虑。5月6日署名单仁平(是否意味擅代《人民日报》评论之意?)《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的评论“敲打”茅于轼以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随后该报又在9日以整版篇幅刊登文章“The violent edge of political debate”,警告左右之争已经陷入暴力化的边缘。5月14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又在该报发表《左派右派都是想过好日子》一文,称左派和右派,尽管看上去势不两立,但在大方向上却是相同的。方法不同目的相同,都想把日子过好,都是一派。我们认为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共的实际思路----调和、凝聚左右声音,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不被左右论争“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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