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中国人的改革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难的改革，纵观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国的改革派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当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生命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的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提供“保护”，谭嗣同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然后从容就义。这一就义奠定了后来中国人用血腥暴力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然而，谭嗣同把中国变法艰难归结为变法者缺乏流血可能是有些偏差的。固然，中国的变法者很少有流血的，除了当年法家的商鞅变法受到腰斩酷刑之外，还真没有人因变法而流血。北宋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虽然受到牵连，但是毕竟寿终正寝。明朝的张居正变法，虽然后来也连累了整个家族，但是张居正在世时还是很风光的，死后十年才受到追究。直到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才宣告了变法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血的代价又怎样？法国人的革命付出的鲜血换来了真正的共和，英国人的光荣革命付出的生命代价也不少，毕竟也换来了民主宪政，美国人的独立战争换来了美国民主宪政。日本的明治维新换来了君主立宪。其实，中国死的人远比他们的要多得多，但是，仍然没有用。无论流血，还是不流血，总之都是很艰难的。
改革到了深水区，这是近年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说这个话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把能摸的石头都摸完了，到了“深水区”，很难再摸下去了。世界上靠“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总设计师的人物大概只有中国才会有。一个人对自己领导的国家缺乏全盘的考虑，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人还会有资格称为“总设计师”吗？一个工程如果开建了，却还不知道究竟要建成什么样子，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会是合格的吗？政治家与高级官僚其实是两个概念。政治家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懂得自己行动的目标在哪里，手中的权力是为完成这个公共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然而高级官僚常常只是单纯地以追求权力为目的，并无其他想改进的目标，守住手中的权力，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与不断扩张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为官的唯一目标，保官、保权、保利成为做官的一切行动准则，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千百年来，中国出的官僚无数，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廖廖无几。
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感觉特别难，难在哪里？难在认识上。有许多事情不是做不好，而是没有认识到。一件事口头上认识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没有付诸行动，就还不算真知，也就是“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任何时候的改革，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关键是触动怎样的利益集团。改革要触动的就是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垄断妨碍了国计民生的正常发展，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市场发育与市场规则，降低了生产效率与服务质量，损害了人之为人的尊严。这就是大局，大方向。知道要改革哪里，才有可能朝哪个方向走去。所谓难，常常只是不做而已，而不做的原因又只是在思想认识与价值追求的层面没有真正有过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先生演讲批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问题多多，是因为这个改革是以钱为纲的改革出了问题。郎咸平说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这个判断是准确的。然而，在归因的时候却是错误的。中国改革不是因为这个改革以钱为纲，而是要看这个改革是谁在榨取谁的钱。改革就是要谈钱的，问题是，谈钱的前提要约束好权力，现在改革的问题恰好出在权力约束问题无人问津，一谈改革，官员纷纷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变成了垄断市场，变成了用自己手中的权去市场上弄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形成了一个个垄断利益集团，这才会导致医疗一改革，平民百姓看不起病；教育一改革，孩子上不起学；住房一改革，平民住不起房。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的时候，所有的改革都只能够是权力扩大与权钱垄断交易，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的公然掠夺行为。在动物世界掠夺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暴力，但是，在人类社会，掠夺的方式除了暴力之外，还有公共权力。而且公共权力掠夺常常会比暴力掠夺的效果更好，掠夺的数量会更多。把权力掠夺变成规则与制度，这个掠夺就是合法化了，日常化与常规化了。任何社会暴力掠夺都是极短暂的。当年八国联军进京烧杀抢掠数天时间，所抢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刘铁男作为一个副部级干部，靠一支笔一划，数亿的资产轻松到手，这就是权力游戏比暴力游戏更为有效的实例。如果认识不到所有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控制住这样的权力，否则那改革就是公然掠夺，那么，谈什么改革都是令人恐怖的。古人谈虎色变，今人谈改色变。
许多事情纷繁复杂，毫无头绪，但是，如果能够抓住关键核心问题，其实也不难。比如，中国的改革头绪很多，但是，第一步就要争取言论自由，新闻监督。谁阻挡这个谁就是真正阻挡改革的罪魁祸首，简单明了地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最重要的试金石。没有这一条，中国人的认识问题就无法解决，认识问题无法解决，要谈改革就是扯蛋。任何问题，只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只要给予足够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其实人的自然天性与天然逻辑一定会把真知与真理呈现出来的。不怕思想不统一，就怕言论不自由。第二步，就是要在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做点事情，远景目标要有，但是，所做的事情要具体，要有可行性。政治改革有困难，就先在文化政策上，教育制度上着手。自己不知道怎样办，就加大开放力度，走出去，请进来，看看人家是怎样弄的，要用精细的心思对他人的行为作出细致的体悟。自己弄不好，就搞特区让别人来试试，试好了，自己学着做。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不知道现代大学制度为何物，不知道怎样办一间现代大学，因此，就去英国、德国、法国与美国聘请专家、教授与管理人员来打理，培养出了第一批毕业生之后，又用这批毕业生去京都办了第二间现代大学----京都大学。相比而言，中国目前的条件与环境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事实上，中国按照当年的WTO协议，文化教育业现在也应该让外国人来做了。香港让英国人治理150年，一个弹丸之地竟然办出了那么多的世界知名大学，中国人如果真有文化自信，真有文化自觉，就不应该害怕外来的文化与教育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定位，意识形态思维惯性要不得，因为，这种教条式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常常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把中国放到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背景上去衡量。接受普世价值的指引，吸收引进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改革要定位于世界文明成果，而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用人性化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传统与外来文明的影响。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回到世界通行的规则与文明的标准上来，而不是用特色为借口，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世界发展到了今天，事实上已经联为一体，全球化时代与信息化时代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谁也无法把这样一个潮流阻拦在外面。是积极主动地适应这股世界潮流，还是逆流而上，自行一套，这是检验中国人的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真正的改革，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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