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巨大身影在居于中国政坛中心30多年后开始淡出。最近，几家重要的党报党刊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密集发声，宣称宪政姓资，不属于社会主义，宣讲"宇宙真理"。人们不难看出它们与稍前在内部传达的"七不讲"有着逻辑的一贯性，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重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分为两个鲜明对立的阵营。
这与邓小平确立的"不争论"策略有了明显不同，而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东西似乎在复苏。毛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挂帅，邓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不争论"就是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去年由于中共重庆主要领导人出事而终止的重庆"唱红打黑"就被认为是一次地方性的"文革"事件，毛泽东被薄熙来重新供奉到政治神坛。在就钓鱼岛事件组织的反日游行中，以及长沙组织小部分市民抗议一位经济学家的行动中，都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帜，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为宪政辩护时也要从毛泽东的言论中寻找依据以反驳对手。
在1949年后的中国，毛、邓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为后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可选择的两大政治资源。中国社会到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方针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于是向另一个源泉寻找治国灵感就是一种选择。但是，回到毛泽东已经绝无可能。中国的治理实际上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既不同于毛时代，又不同于邓后时代的第三个阶段。
一
邓小平指定了两代接班人，他在移交权力的同时也移交了他的治国方略。他之后的两代执政者都高举他的旗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刘邓路线不但代表着官员中占多数的经济务实主义一派的基本主张，也代表着官员要求地位和权力稳定的普遍愿望，因此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很快获得了党内主要势力的支持。对邓小平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中共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基本路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进带后进。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思维告诉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西方经验，他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使中国转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在面对西方时的现实难题比洋务派要复杂得多。洋务派面前的西方，主要是发明奇技淫巧之地，虽然要警惕它，但还是有为己所用的价值，而邓小平面前的西方，在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共的观念体系中是停滞、没落和腐朽的代名词，是万恶之源。自洋务运动以来，中西关系就是支配中国外交，甚至是影响中国内政的重要问题，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为邓小平提供了处理中西关系的现成答案，但洋务派仅仅以器物层面（船坚炮利）为限利用西学，有太大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洋务运动的成果在对日一战中灰飞烟灭，邓小平必须在"体用"之辨上超越自己的洋务派老师。他做到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段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的话语高度反映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智慧，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体制问题。这是他超越洋务派的地方。得益于后见之明，他对西学之用的见识到达了一个新高度，在洋务派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体"的一些方面，邓使之变成了"用"，把中国经济从长期的计划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他的实用主义智慧不仅表现在灵活性上，还表现在去繁就简、直中要害的能力上。邓小平大大简化了"中学为体"的含义，在他看来，"体"实际上就是由谁掌握权力。他也大大简化了社会主义的含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就是中共掌权。因此除了权力不可动摇外，其他一切都不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他反对右，但更反对"左"，以革命色彩出现的"左"才是葬送中共前途的最大危险。他对"左"的认识和警告，也得到了两位继任者的反复肯定。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路线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韬光养晦，尤其是重视与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搞好关系。他对美国是友好的，即使在1989年后，他也没有认为中共领导权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而新的中共领导人虽然也认为要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但仍然努力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甚至还与克林顿政府确立了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秉承实用主义原则，同美国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战胜了对民主美国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嫌恶之心。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式。经济发展放缓既成事实，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已隐然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另一个重大目标---政治目标上，邓小平的政策产生了完全出乎他预料的结果，他一心捍卫的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遭遇到了严重危机。一是政治权力持续的大面积的腐败致使它的权威大受打击，二是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对党的意识形态造成致命冲击。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打开了国门，让中国民众看到了法治政府的优越性，也看到了民主在世界的成功扩展，更加坚定了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决心。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是与法治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中国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这种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权力创造了空前的寻租机会；在发展经济自由的同时却扼杀思想自由，腐败更加强化了官本位主义，使经济不能通过创新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建立在如下的假想基础上，即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发展最终将解决政治问题。1989年后他力排党内反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势力，矢志不移地推进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明确包含了政治意图。他的推论是，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众的不满也会消失。但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政治与经济也各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发展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掩盖了一些问题，并且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获得解决，而是累积起来形成更加复杂的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无法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问题的政策不可能又是纠正这个问题的对策。
二
面对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势，假如毛泽东复活，他会怎么办呢？
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
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曾经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他在评价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一件是建国之功，一件是治国之功，可见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视程度。把"文革"理解为权力斗争或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太过于表面化。毛泽东高高在上地超然于群臣之上，他根本用不着权力斗争，而只会是斗争权力，正如他对刘少奇说的，打倒你只要动一动小指头就够了，何用发动一场全国性运动，绕那么大的弯子，搞那么大的阵仗。1957年发动反右斗争，从1962年开始，连续数年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四清"运动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这类局部的斗争都使毛泽东感到收效不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远没有解除。除了地富反坏右在明处的敌人，还有大量的敌人暗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知识分子，目不识丁的农民，被当作领导阶级成员的工人，都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更危险的敌人则是中央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从上至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和平演变"需要一场触及全面问题的全面斗争。他在1967年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七、八年时间将所有的阶级敌人一锅端掉，就象用三年内战将国民党政府一锅端掉一样。可想而知，当看到国有经济实际上沦为了权贵经济，看到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把民众逼到绝望的边缘，看到人们大胆表达、发泄对当权派的愤怒时，他会感到社会主义已经有名无实，他开创的事业已全面失败。和他当年发动"反右"斗争时相比，现今的右派人数之多决不是50万右派，而是十倍百倍不止，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比被他亲自下令枪毙的张子善、刘清山腐败十倍百倍不止的官员，就不知有多少了。
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针对腐败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由谁来具体负责执行，对主席忠心耿耿又非常能干的周恩来已经不在了，军队中替他保驾护航的林彪、跟随他几十年的一些忠于他的老将也已经不在了。他向腐败全面开战的革命在最高层遇到抵制绝非文革可比，虽然他把北京官场言过其实地形容为"水泼不进"，但刘邓等中央一线领导从来也不会对他的意见形成真实的抵制，而总是千方百计地步步紧跟，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少表达。现在他不可能再拥有如此不可抗拒的绝对个人意志，他现在要斗争的集团是一个紧密的利益整体，他们对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将采取一致反对的态度。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在20多年中都没有前进半步，更不用说等着让人把自己拿下了。他们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不容小看。他们也再不能容忍一场针对自己的运动：除了操纵运动的最高发动者，集团内部人人自危。
他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发动群众。毛泽东把群众革命视作自己的伟大创举，有些外国人也对中国的文革抱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想法。群众革命的基础是狂热的革命群众，当年的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群众的主力，充满他们头脑的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把捍卫社会主义、保卫毛主席作为他们最崇高的使命，他们把自己认为的所有封、资、修的东西都予以破坏、打倒和推翻。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物质至上的生活观改造，又受到信息时代的爆炸式信息的深刻影响，今天的年轻人对脱离现实的抽象的主义没有兴趣，更不会捍卫什么主义。他们更关心生活问题和制度问题，是具体制度而不是主义，才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质量与好坏，他们也更关心自我，如个人的自由。他们的思想是多元的，不是非彼即此。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红卫兵一代不能相比的。新一代人没有政治偶像，政治领袖对他们缺少号召力，当年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的红卫兵后继无人。
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态度和评价，成为当今中国在思想上激烈对峙的左右两派的分界线。人们肯定或否定文革，所指的其实是两个"文革"，一个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当权派的文革，是被官方否定的文革，也是底层民众心目中大快人心的文革，他们渴望再出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将贪官污吏扫除尽净。一个是绝对专制独裁、大搞个人崇拜的文革，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彻底否定并进行历史清算的文革，让他们深感忧虑的是文革灾难卷土重来。发动群众专政，让全体社会成员相互监视，是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治高压的最有效的武器，它把政治压力灌注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毛泽东再世也难以复制他从前的"成功"---打倒一切阶级敌人，因为他不可能复制从前的社会。他的成功是基于那个特定社会的。文革结束了三十多年，社会向前发展了三十多年，社会再也不可能退回过去，只要社会退不回去，文革就不会重来。再没有人能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也再没有人能够自上而下地向腐败全面开战。毛泽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自己的目的，缘于他对自身权力和权威的绝对自信。在经过了文革前的17年思想灌输后，他相信千千万万的信徒会跟随他深后参加革命斗争。事实也就是如此，这使他获得了前无古人的权势，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场。毛泽东不但有帝王的权力，还有帝王没有的声威。今天可能还能安排某些群众性活动的大型场面，如唱红歌的群众娱乐，具有表演性质的群众上街，但不会有真实的群众集体意志的表达。没有操纵群众运动的伟大导演，群众的集体行动就可能导致权力失控，是需要时刻加以防范的重大危险因素。正是对群众表达真实的集体意志的畏惧和对操纵群众失败的恐惧，偶尔安排的有群众参加的组织生活在规模、范围、地点等方面都受到了严格控制。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治理思维，邓小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治理的常规思维，讲求实际，不被教条束缚手脚，注重物质利益诱导。对物质利益的强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毛泽东的非常规思维是极其个性化的，理想和妄念，真诚和狡猾，权术和阳谋，同时纠缠、交织于他的思想和行为中，他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邓小平的策略便于掌握，他的接班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而毛泽东的想法他人难以得其要领，他的行为变幻莫测。他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王洪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最后在临终前确定的人选也仅仅是由于"比较老实"，这与其说是看中了华国锋，不如说是由于上帝再也没有给他继续挑选的时间，事实证明华国锋继承不了他的事业。毛泽东可以被仰慕，但不可以被仿效。仰慕他的人实际上是仰慕他无与伦比的权势和强势。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成为"红二代"的精神领袖，同他们的经历和家庭密切相关，他们出身于权贵之家，所处环境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倾慕力量和权势，他们在领袖崇拜最狂热的时代中成长，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号召民众的非凡能力。在力量和权势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历史颠峰的一代天骄毛泽东很自然地就会对他们产生神一般的魔力。
三
1978年召开的打上邓小平印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又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结束了，邓小平的以中共掌权加上经济自由化的社会主义上场。毛式社会主义藐视生命，践踏人的尊严，任意进行人身伤害，在赤贫、政治高压中苟延残喘，最终被他的共产主义战友所抛弃。邓式社会主义走向权力对民众的集体掠夺，造成道德人心的普遍败坏，也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权力遭遇的挑战之大，是该政权自建立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期，过去的经验已不能指导当下的治理。
以强化权力为开端的新的治理思路已经显示出来，新一届班子最先发出的政策信号，即中共高层热读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向社会推荐这部书，已显露了确定的含义，书中一个引起热议的观点"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正是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新班子没有选择民众期盼的改革作为施政方向，同托克维尔的著作不无关系。从目前表现出来的苗头来看，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将采取逐步收缩圈子的办法，并首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收缩。
意识形态是关于权力合法性的观念，马克思把它归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世界的政治必须为权力的合法性而斗争，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其他政体。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主观，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合法的，那它就是合法的，人们普遍认为它是非法的，那它就是非法的。观念的变化会引起合法性问题，原来普遍认为是合法的权力，由于观念的变化就可能不再赋予其合法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通过批判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而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虚伪的民主。他把自己生活上的贫困潦倒变成对资本主义的满腔愤怒，并把自己想象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以赛亚・柏林对此已有相关论述。在历史的发展和流变中，这种意识形态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就一直靠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去"战胜"资本主义。根据这样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永远固定在被告席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审判，因此在社会主义语系中，任何事物只要冠之以资本主义就具有了虚假和罪恶的性质，相反，如果冠之以社会主义就代表了不容置疑的先进性。
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不能继续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令大多数人信服的支持时，就需要重新退回到意识形态中去寻找权力合法的依据，向民主宪政发起攻击。攻击的方法相当老套：要么把宪政冠以资本主义之名加以否定，要么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否定宪政。
从苏联引进的意识形态专门与人类的正当天性对抗，人们要求自由，它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人们要求民主，它以资本主义民主否定；为免于恐惧，人们要求采用权力制衡体制，它以西方那一套否定。
这让人想起《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位坚持禁欲主义的神父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将来不受女色诱惑，从小就把他带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生活，禁绝异性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在儿子十九岁那年，他第一次带上儿子进城，却发现儿子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女性不但非常好奇，而且非常感兴趣。儿子指着大街上的年轻姑娘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欺骗他："那是绿鹅。"儿子便说"我要绿鹅"。
人的天性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东西和什么是有害的东西，即使那是他们从不曾接触过事物。对好的事物不管如何加之以恶名，泼之以污水，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挑战的是源远流长的民主法治理论和历史同样悠久的民主法治实践。和后者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主流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西方社会晚近出现的学说之一，这一理论的故乡德国，其制度文明在西方从来就不处在领先地位；实践这种学说的俄国则一直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代表着在西方法治文明之外的落后和专制的方面。
宪政可以理解为法治的同义语，它们是对同一政体的不同称谓，对它们都可以作出如下表述：根据法律（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进行治理作为限制专制的主要手段。它们都源于"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一在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信念，它们也都是英国政治传统的结晶，这个国家长期依据惯例、习俗进行治理，在惯例和习俗中，既有贵族、臣民和国会的古老而明确的各种权利，也对君主权力的种种限制。那些惯例和习俗是英国人长期共同生活的产物，它们就构成了英国的宪法，即最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其效力高于任何由某一机构制定的具体的法律。宪政和法治的区别仅仅在于所指的侧重点所有不同，法治侧重于治理的手段而言，指明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要求国家机关严格依照法律形式权力，宪政侧重于政府结构而言，为了达到法治的目的而必须对政府权力机构作出相应的安排，使之形成彼此牵制的关系，最终落实人民的宪法权利。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民众虽然没有享受到法治，但法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与中共对法治所作的反复承诺分不开的。1978年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时，邓对法治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就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2007年"十七大"报告再次确认"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直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还把"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
突然刮起的否定宪政之风是对今年年初民间流行的"中国梦，宪政梦"的直接回击，但它危险地否定了三十年来全社会形成的基本共识，这种粗暴的撕裂只会加深原有的社会分歧。在意识形态的歌谱中，依然只有马克思列宁遗留下来的旧曲，但老调子已没有人听。理论不是中国人的长项，理论创新就更谈不上，冲在反宪政最前线的大学理论教员、官方的一些媒体工作者在老调子不够用时就只能随意拼凑，其为文既不顾事实又不要逻辑，其后果则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限制权力的正当性不言自明，而为绝对权力辩护则不具有这种正当性，不占任何事理优势的一方挑起意识形态的争斗除了表明行事鲁莽和激化矛盾外，不能有其他收获。唯一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围绕利益而进行的争斗将更趋激烈。
当政权稳定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是国家治理最需要明确和坚定的正确指导的时候，但又是最难形成明确的、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的时候，人们在纷繁的局势、众多的歧路、两难悖论面前，分不清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这对最高决策者的判断力是一个严重的考验，美国总统沃伦.哈定（1921年-1923年在位）就为此深感痛苦："当我听取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看来是对的。而当我与另一方交谈时，发现他们同样也是正确的……天啊，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因此事情决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实施某一措施，其结果可能与事前的预测相符合，但也可能完全相反，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越多，结果的可控性就越差。危机中的社会意味着不可控的外在因素增多，危机越深，不可控因素越多。放松控制可能引起进一步失控，但谁又能说强化控制就不会引起更大的失控？社会控制的放松很少是统治者主动所为，而是形势发展所致，这时，强化统治权就是逆势而行，风险不言而喻。
还有来自别处的风险。当今之世，不论如何强化权力，也只能是一种较弱势的权力的强化，这会增加意想不到的风险，强势可能瞬间转化成弱势。薄熙来在自己的治所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目标与他的力量不相匹配，他用力过猛造成了对手强烈反弹，反弹的力度完全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强化权力的结果不一定就是强化了权力，一旦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事件上强化权力，权力很可能就此失去把握大局的主动权并陷入被动，事态的快速发展使它从此只能穷于应付，政策上表现出越来越浓的机会主义色彩。每一次看起来都非常必要的强化措施，所有扭转局势的努力，最后都会引起新的危机。
成功统治的秘诀在于依势，政治强人之所以强，不是他们有能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他们能够认清大势，然后依势造势，开辟新局面。毛泽东凭借取得内战胜利带来的强大之势，成者为王，民心所归，但他把强势变成蛮干胡来，任意挥霍自己的政治优势，终成颓势。邓小平于万马齐喑、经济萧条之际顺势而为，结束政治运动，改善民生，复兴教育，形成中兴之势，他的政治继承人依其余绪，随波逐流，其势渐衰，最后仅能勉力维持局面。历史到了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了，而如何翻开这新的一页，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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