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食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
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5月17日
5月16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到今天凌晨，总算达成一项决定：由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信中首先把常委的名字都列出来，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信中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要求学生“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唯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四·二六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搞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越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
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接着，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
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听其自由发展，比如成为全国性动乱。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
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着，小平同志已大无畏的精神指出：
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文革”还厉害，“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我们这两代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许多老同志对现在的形势很焦急，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对事业感情的表达。
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
小平同志强调：
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原文此处漏句。）小平同志最后说：
没有万全的方案，什么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把动乱处理好。
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
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我分别找罗干、温家宝、严明复同志到办公室来谈话，就今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处理动乱，有必要立即把这个重要决定告诉他们。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小平同志家住地安门，离中南海很近，平常我们坐汽车去，不过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非法“纠察队”，我从小平同志住处绕大道穿小胡同而行，我的坐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它。
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其实，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曾经参加此次会议的顾云昌讲，此时鲍情绪低沉，会场气氛紧张。鲍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会的情况。鲍彤说“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后一次谈话了”，鲍警告到会者不要当叛徒，做“犹大”。鲍在会上还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诗：“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这里他表示了对赵紫阳的忠心不二。
国务院座谈会
6月1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少数人一再煽动、制造动乱，还蒙骗一些学生搞绝食、静坐、长时期霸占天安门广场。这些人的举动使当前情况非常复杂，非常紧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趁机使中国西化。三者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学潮反复了几次，如“4.26”前后；“5.4”前后。当前有的人又以反对戒严为借口发动少数学生绝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个新的大反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卷进去的人也更多。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尽快平息动乱，这是有道理的。戒严十多天了，解放军还到不了天安门。这种情况也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可能出现。有人说，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几天，再忍耐几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实，决定戒严，目的就是要尽快平息动乱，避免发生更大冲突，避免使更多的人卷进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数动乱骨干分子，不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关键还是要靠党，党的团结一致，党必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于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某种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搞平反。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谋划的。只有党内将矛盾彻底解决，这场动乱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才会水落石出，让广大群众看清楚。所以，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文件，大家发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对于参与学潮和动乱的一般学生和群众要宽一点，对学生多肯定一点；有的认为，要讲法治，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无法无天就无法治理好，所以，要考虑无边宽大的后遗症；有的同志讲到，提出这些政策，孤立地发表这些政策作用不大，还要有其它具体措施跟上才行。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这几条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起到平息动乱的作用，但对动乱分子还是可以起到分化动摇的作用，对一般学生和群众可以起到安顿作用。对于个别骨干分子、死硬分子，即使不会有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也有作用。关键是使问题明朗化，突出暴露那些骨干分子、幕后支持者的真实面目。总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平息动乱的愿望。至于这几条政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拿出来，还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现在在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继续做好学生和群众工作，为尽快平息动乱发挥作用。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会议还讨论了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与此同时，动乱分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5月19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
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戒严部队被迫自卫
6月3日
情况急转直下，凌晨，戒严部队进城车辆被堵。
下午2时许，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在新华门前的暴徒，夺回了军车。4时，乔石□□，□□□参加。军方、北京市一致认为，不能再给□□者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各□□队星夜兼程开进天安门广场。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
整个晚上，我和乔石都在□□□。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消息。部队遭到歹徒袭击。部队鸣枪自卫，各有伤亡。
罗干来报告，留在广场约有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和平撤退。我们允许他们和平撤退，至此天安门广场已被清理。
局势急转直下，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今天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城受到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始终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资。在□□□店门前官兵被强行搜身。在永定门桥头，□□□□□□□□
建国门前，有的士兵衣服被扒光，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更为严重的是，早上7时，几辆军车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口被堵，一辆载有武器弹药的军车被暴徒包围。部队和暴徒一直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2时，考虑到一旦武器被暴徒抢夺走，将造成严重危害。事态又发生在中南海大院之外，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被迫释放了催泪弹，驱散企图抢劫武器的暴徒，夺回了被暴徒围困10多小时的军车。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着急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对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会议结束后，我把今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同志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天戒严会议关于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一伙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到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
”这两份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沿途各路部队行动都严重受阻，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防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某部排长刘国庚在西单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某部士兵崔国政被暴徒从崇文门过街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悬挂在过街天桥上。武警士兵李国瑞被暴徒残骸后，尸体被悬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在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月4日
今天暴乱分子的反弹，都是零星小股，集中在复兴门到公主坟的军车上。
下午3时半，我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事已至此，必须顶下去。舆论很重要，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参加；万里和阎明复抓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依林和纪云抓国务院各部委；决定北京市长发表电视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批又一批的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步向四周散去。在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罗干同志立即返回指挥部传达了我们的决定。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早晨7时，中央电视台广播了解放军顺利结束天安门清场的消息。我因彻夜未眠，6时去睡了一会儿，睡到10时。有信息报来，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零星小股暴徒对解放军进行袭击。特别是在西路，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有一群暴徒对沿线的军车和装甲车大肆武力攻击，军队不得不自卫还击，继而有伤亡。
上午3时半，我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事态已从动乱发展到暴乱，中央必须坚决顶下去。现在争取舆论很重要，因为舆论一边倒，学校里不少学生和教师都对解放军开枪自卫还击一事感到不理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游行。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并决定由万里和明复同志将平息天安门暴乱的情况同志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姚依林和田纪云通报国务院各部委。
北京市长向市民发表电视讲话。
综合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从6月3日凌晨开始，当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进发时，从建国门到西单，暴徒设置路障，拦堵军车，殴打战士。凌晨1时许，12辆军车在燕京饭店前被围困。东线戒严部队在朝阳门被暴徒围困，乱搭乱砸。早7时，在六部口，暴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抢夺机枪和子弹。南线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陶然亭至虎坊路一带，21辆军车被围困。3日上午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
下午5时在天安门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据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发了匕首、铁棍，命令他们“抓住军警就打死”，“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到6月3日22时起，戒严部队奉命东进，从翠微路到西单，有12辆军车被砸被烧，歹徒用铁锹、砖头猛击战士。23时南面在虎坊桥，东北面在安定门，东南面在崇文门，东面在建国门，以及东面在煤炭工业学校前，有400多辆军车被阻、被抢、被烧。6月4日凌晨前后焚烧军车情况愈演愈烈，开始战士只是鸣枪警告，歹徒却置之不理。在战士生命和军备物资受到更加严重威胁，已经发生大批指战员伤亡的时候，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自卫还击。一些歹徒还乘机抢劫商店，大搞打砸抢。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点燃了纪念堂松树墙，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以后，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其实，那2000多名和平撤退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有良知，敢于对历史负责的话，都可以出来作证。6月4日凌晨4时左右，受广场学生委托，去与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谈判的两位代表，一名是从台湾逃亡到大陆的作曲家侯德健，另一名是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他们是向广场的学生传达部队允许和平撤退的人。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我们原来以为中外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在清场时都不在广场，没有留下历史的见证。但是在时隔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竟被西方某国电视台束之高阁，隐瞒四年之久。实在不能令人明白，西方所宣扬的新闻自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不埋怨西班牙莱斯特先生领导的摄影组，也许他是被电视台主管禁止播放的。相反，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莱斯特先生等人，他们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见证。我们还要感谢日本NHK电视台，他们在1993年6月3日，有加藤先生主持，播放了这部电视片并加以客观的评论。加藤说，从西班牙电视纪录片和侯德健先生现场的声音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说明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是和平方式撤离的，没有死一个人。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
6月9日
下午3时，小平同志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的军以上的干部。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和老同志都参加了。这一亮相使许多谣言不攻自破，如邓已死、李打伤、杨逃跑等。邓讲，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今后要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十三大精神不变，改革开放要更快更好。5时，常委碰头，同意对方励之实行通缉，目的是迫使方滞留在美国使馆；同意以李、乔、姚三人名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
晚上，我按小平同志的讲话修改报告稿。
在整个动乱过程中，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之后，“美国之音”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报道，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亚行会议之后，许多西方记者乘机滞留在北京继续采访。当时由于中国政府自顾不暇，无力管理这些外国记者，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大批西方记者发布了大量煽动和支持动乱的报道。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下午3时，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部队军以上的干部。常委中我和乔石、姚依林，老同志中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同志和军委委员都参加了接见并合影留念。在接见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历史性讲话。他深刻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是极少数人先搞动乱，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国家的钢铁长城。他还说，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早来要比晚来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同志因为还没有正式担任总书记，根据他本人意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中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使香港报刊报道的许多谣言，如他们造谣说邓小平已经去世。李鹏被自己的警卫打伤、杨尚昆已经逃跑等等，不攻自破。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的坚持，失误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小平同志充满信心的预言，我们的事业前进的步伐将迈的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