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噪世界的 ‘大黄鸭’来武汉了，”这两天，很多武汉市民翘首以盼一睹大黄鸭风采，结果发现那是仅有一人高的“迷你小黄鸭”。据报道，像碧桂园这样亮相大黄鸭的，最近在杭州、佛山、芜湖、无锡、全国城市的开发商中都有出现。
有记者关心武汉的这只 “迷你小黄鸭”是否拥有版权，而当事企业选择回避这个问题。其实，“山寨大黄鸭”在中国各地泛滥，版权问题固然应该引起重视，这背后折射的社会文化心理，更是耐人寻味。
广州一家充气模型厂家的销售人员称，由于香港大黄鸭最近比较火，因此来自全国各地要求模仿香港维多利亚港口大黄鸭的订单比较多。应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拿来主义”，什么东西受欢迎，就急急忙忙地“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拿来主义”不只是表现在这次“大黄鸭”现象中，也不只是表现在地产企业的营销活动里，而是在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很常见，甚至许多政府部门也“好这一口”。比如，媒体曾经报道，有的乡政府觉得天安门好看，就模仿修建了一座类似造型的办公楼；有的官员觉得国外某些东西不错，便也会想到要在本地搞一个。不仅“硬件”如此，“软件”也如此，比如某些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管理模式、先进技术等，也为我们所羡慕，于是往往打着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旗号积极模仿过来，每年仅官员为此而出国考察学习的经费就十分不菲。
只是，“拿来”之后，“好东西”全都成了“山寨版”，往往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拿来”的东西往往失去了原来的品质，有些“拿来”甚至就是“乱来”，不仅有侵权之嫌，客观上也降低了国人的品位与要求，并反过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公正价值与创新活力。试问，当“大黄鸭”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 “拿来”，谁还愿意花心思去严格维护版权等法治公正，谁还愿意花心思去尊重和推动真正的原创呢？
针对国人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无所适从的茫然，鲁迅当年提倡“拿来”，把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可是，在他的那篇短短的杂文里，并不足以说清楚，判断“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拿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这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么，“拿来主义”恰恰容易变为最彻底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庸俗主义。当前“山寨”现象泛滥成灾，无论是商家还是公众，都抛弃了公平、创新等最“好”的部分，更看重实用、利己，继而不免庸俗。这种“异化”的“拿来”，不仅不能像鲁迅期待的那样创造 “新人”和“新文化”，反而会成为社会创新进步的更大障碍。
健康的“拿来主义”要尊重别人的版权等权利，因为这涉及到公平正义；“拿来”更要追求原创，因为创新才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永恒的活力；“拿来”更要实事求是，绝不能搞似是而非欺世盗名；“拿来”更要反对沦为自私和庸俗的借口，因为正如鲁迅当年指出，“拿来主义”“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 “拿来”“好的东西”，才能通过“拿来”而使自己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实现真正的富有，不仅能 “拿来”还能“给予”。比如，对“大黄鸭”来说，我们可以“拿来”，但真正应该“拿来”的，是原创者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先生的独立创新精神、人文关怀精神，是“大黄鸭”本身所体现的真、善、美等真正受到世界各地民众欢迎的东西，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异化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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