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我在台湾访问时，感受到台湾社会强烈的“去蒋化”的主流民意。台湾的“去蒋化”，是一种迟到的正义，它滞后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近年来，“二二八”惨案以及历次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先后都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而始作俑者的塑像却依然在很多地方高高矗立，充当气势凌人的国家图腾，不能不说是正义与邪恶的错位。
中正纪念堂一度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但马英九上台之后又改了回去。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曾经发表了一份关于“中正纪念堂改名”的祈祷与声明。该文件指出：为了消弭台湾国内族群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冲突，社会各界应广泛讨论蒋介石独裁政权在中国及台湾国内滥权枉法、迫害人权、屠杀人民，造成遍地血泪斑斑，千千万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真相，让世世代代台湾国人可以记取历史惨痛的教训，手牵手共同维护生命价值、人性尊严以及民主自由，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这份文件也讨论到蒋介石的基督信仰与偶像崇拜之间尖锐的内在矛盾，特别值得基督徒深思：“蒋介石在遗嘱中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却在生前容让成千上万的铜像林立，要人民顶礼膜拜，到处设立中正路、中正堂，且借着教育洗脑与媒体宣传，把自己神格化，大搞个人偶像崇拜，长期捆绑与扭曲全体台湾国人的心灵，此举完全违背上帝所颁布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此一违背基督信仰之事，应当予以改正。”
蒋介石是什么神灵？
我在高雄市游览时，专程赴文化中心观摩蒋介石铜像被拆除的过程。昔日被独裁者盘踞和污染的公共空间，终于回归于民众。老人和孩子们这片在空地上散步和玩耍，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欣赏高雄市市长陈菊拆除蒋介石铜像的果断与坚执，也期盼岛内残存的蒋介石塑像及早得到清理。作为美丽岛事件的被刑求人之一，陈菊对白色恐怖时代有着深切体认。她坚持清除高雄公共空间中作为野蛮制度存留的蒋像，让下一代的孩子们不再生活在个人崇拜、奴性教育的环境当中，让台湾告别那些恐惧无眠、家破人亡的日子。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去蒋化”，长期的独裁统治将奴性深深注入某些人大脑和骨髓之中，尤其是国民党党内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仍然浓得化不开。我在台湾媒体上看到一则无比荒唐的言论：陈菊因高血压导致轻微中风住院，中国国民党议员王龄娇在市政总质询时指出，陈菊住院是受到三月间拆解蒋介石铜像神灵因果所致。她指出，在桃园地区有多间蒋公庙，供奉蒋介石神像，说明蒋介石的神灵确实存在。王龄娇表示，日前她到玉皇宫为陈菊祈福并掷签问神，神明认定陈菊的病因确实受到拆解铜像神灵因果所致。于是，她为陈菊求得玉皇大帝的神符，希望陈早日悔过，方可康复。
这样的言论居然在议会中滔滔不绝地宣讲，让人莫名惊诧。按照王龄娇的说法，蒋介石的神灵连自己的铜像也保护不了，还得请玉皇大帝亲自出马，才能将事情摆平。这简直成了一部当代版本的《封神演义》。那么，在台湾五花八门的神仙世界中，蒋介石的神灵究竟隶属哪个等级呢？上比观音、妈祖、关公、财神不足，下比土地公总是绰绰有余吧？我想反问的是：如果蒋介石真有神力，他怎么会凄凄惨惨地被中共赶出大陆呢？如果蒋介石真有神力，当年一手遮天的蒋家又怎么会一门七寡妇呢？如果蒋介石真又神力，马英九的民调怎么会一次次创下历史“新低”呢？
把蒋介石当作神灵，也就同时把自己当作奴才。然而，蒋介石生前又自称基督徒，读圣经、做祷告、参加礼拜，在日记中频频提及上帝和耶稣之名。
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独一真神，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之外，世间别无他神。基督徒最大的罪，便是自我偶像化。如果蒋介石真的是一名基督徒，他必定坚决反对那些为他建立塑像乃至寺庙的亵渎上帝的行为。如果蒋介石乐于自我偶像化，大搞个人崇拜，他就肯定不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两者不可能同时毫无矛盾地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如果我们姑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那么，真正触犯蒋介石的，不是陈菊以及大多数台湾民众将其请下神坛的作为----蒋介石一定会感谢陈菊将他还原为人的行动；恰恰相反，真正触犯蒋介石的，是诸如王龄娇之类“自作多情”、“自我奴役”的独裁余孽，他们的身体活在当代，精神却活在古代，一天没有皇帝，便不能过正常的日子，何其可悲！
蒋友柏何以走出历史的阴影？
王龄娇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但真正的蒋家人却长出了反骨。蒋家第四代、橙果设计负责人蒋友柏，是我最欣赏的台湾人之一。倘若我是台湾人，倘若蒋友柏出来竞选总统，我一定投他一票。绝不是因为他是蒋家后代，而是因为他没有历史包袱，深谙自由民主理念，且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是台湾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蒋友柏在其博客“白木怡言”中撰文指出，“两蒋有没有做错事？当然有”。他自称花了很长时间接受国外学者将蒋介石列为全球第四大杀人魔王的负面结论。“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给锁死，否则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来、耳朵掩起来，在这个Web 2.0的时代，你不主动去寻找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也会在你无意识中映入你的眼帘；假如你对‘二二八’事件在经过那么多人的研究后，还有存疑，那就先不谈‘二二八’；但就已经被公开了的那么多的我曾祖父亲笔批示的‘死刑可也’的档案；还有一个与我们族群无关的外国人，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写的《Death By Government》里的那份二十世纪全世界十大政府杀人的资料里，我曾祖父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八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一千万中国人，排名第四；你当然可以说这个统计数字不公正、不准确，那就算打一折，也有一百万；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因素，有它不得不然的原因(我自己个人也深深地相信这个论点)；但是当时的政府就是杀了那么多人，虽然杀人并不是我曾祖父亲手扣的扳机，但毕竟他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执行的政府。”蒋友柏真诚地表示，作为蒋家后人，他愿意向两岸人民道歉：“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
当年，蒋友柏曾经在博客上批评连战选输不认输，带着群众大闹台湾三个月，将国民党的形象资产糟蹋六成以上。“这个‘不认输’、‘输了后耍赖胡闹’，不只把‘台湾的民主形象’打的支离破碎，这个‘耍赖胡闹’也让其他想要向‘台湾的民主发展’学习的国家重新省思‘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制度；这样做，倒是给那些独裁者一个很好的借口，‘台湾的民主’搞成这样，我们还是继续‘独裁’好了。”
蒋友柏一言既出，一石激起千尺浪。国民党发言人黄玉振回应说：“请他们不要踩着国民党的血迹前进！”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更是指出：“蒋友柏的看法，与绝大多数台湾百姓的观感认知，恐怕有很大差异。”这些批评，强词夺理，乱扣帽子，充满威权时代的阴风。首先，蒋友柏独自创办设计公司橙果国际，打拼出一片个人的天空，乃是一介平民，而非国民党的干部，更没有动用过一分钱的党产，如何是“踩着国民党的血迹前进”？其次，蒋友柏只是口头批评，又没有用大刀向国民党的头上砍去，国民党哪来的“血迹”？
国民党制造过“二二八”惨案，流过别人的血，可从来没有流过自己的血。第三，究竟谁有资格为大多数台湾百姓代言？吴秘书长本人的官位并不是百姓选举出来的，本身并不具备“代表性”。况且，蒋友柏从没说过代表多数百姓，他发表的仅仅是个人意见。即便他的个人意见与大多数人不一样，难道他就必须保持沉默吗？国民党官僚真该学一学最基本的逻辑学。由此细节可以看出，国民党离现代民主政党的标准还“路慢慢其修远兮”。
我的台湾访问期间，听到许多台湾人谈起连战，都将其当作笑话的主角。连战访问中国，在胡锦涛面前卑躬屈膝，声言“联共制台”，深为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不齿。我早就撰文呼吁国民党开除连战的党籍，可惜马英九没有此种“壮士断腕”之魄力，使得国民党一直扛着这一“负资产”而步履蹒跚。
有意思的是，蒋友柏的母亲蒋方智怡公开道歉说：“年轻人说话欠考虑。”并立即辞去在党内所有职务。虽然古话说“母子连心”，但蒋友柏早已是成年人，为何不能独立发表个人看法呢？如果儿子的言论竟然要株连母亲，只能说明国民党还是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现代的专制政党。为什么退休的“名誉主席”不可以批评？如果连蒋家后代的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普通民众岂不是只能战战兢兢、道路以目？
蒋毛后代，人生迥异
蒋友柏已经走出了“蒋家王朝”的阴影，既以平常心接受身为蒋家后人的不可改变事实，又以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开创一片自己事业的天空。他曾留学美国，深谙自由民主价值，故而能对先辈的功过作冷静的评述；他相貌俊朗，谈吐高雅，一副阳光男孩的模样，是许多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他主持的橙果设计公司，以别具一格的设计和一流的服务，在业界享有盛名。蒋友柏以精彩的人生证明了：作为蒋家后人的他，已经适应了民主时代，不必深陷于诡谲险恶的政治泥潭，照样可以实现花香满径的人生价值。古代那些亡国之君的哀叹“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终于在蒋友柏这里划上一个句号。
对比彼岸的中国，毛家后人依旧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在毛家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毛泽东作为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的身份有丝毫认识。他们虽然没有进入权力中枢，用毛泽东孙子毛新宇的话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咱是不去想了”，但仍然陶醉于天安门的毛像、毛主席纪念堂的毛尸以及人民币上的毛头的荣耀之中。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老毛“当家作主”的中国，中国的其他方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共产党的本质仍然是毛泽东缔造的独裁党----这一点从未改变。在此政治格局之下，毛的后人不仅拒绝向被毛害死的数千万同胞及其家人道歉，反倒津津乐道于毛一生杀人如麻的“丰功伟绩”。
人们普遍认为毛新宇存在一定的智障问题，他却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他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爷爷指挥的，日本人是他爷爷打跑的。无知者无畏，这些天方夜谭成为民间的笑柄。据说，有一次毛新宇在出租车上大肆吹嘘老毛，惹火了司机，遂停车将其赶了下去。
毛家人继续将老毛供在神坛上。尽管毛新宇从未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未获得毛泽东之血统上的确认，但其儿子毛东东一出生，便四处放出消息说，这个毛家第四代传人的生日，居然恰好是老毛一百一十周年的诞辰！这难道不是“转世灵童”吗？而且小东东一出世便认出挂在墙上的爷爷，看来这个孩子有“真龙天子”的命！于是，国家邮政局破例为“毛东东周岁纪念”发行邮票十六枚，使他成为“发行个性化邮票最小的人”。这难道不是滥用公权力、私相授受吗？
蒋毛后代两重天，亦折射出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天渊之别：彼岸的台湾，去蒋化至少完成了一半，个人崇拜逐渐进入历史，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
蒋家后人以健康、青春和睿智的形象获得民众的认可。此岸的中国，不仅未能启动“去毛化”进程，反倒继续强化对毛的偶像崇拜，毛泽东的头像，不仅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印刷在每一张人民币上，独裁者的幽灵四处徘徊，偶像崇拜深深植入民众的潜意识。毛家后人遂装神弄鬼，大树底下好乘凉。北韩的“金氏王朝”真的会在中国复制吗？
去蒋和去毛方能还原历史真相
暴君归位，在华人世界中还是一项“同志尚须努力”的工作。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旅英美国作家奈格尔?考桑(Nigel Cawthorne)最近再版的“暴君”(Tyrants)一书，以“史上百名最邪恶的专制君王与独裁者”(History's 100 Most Evil Despots &Dictators)作为副标题，将毛泽东、蒋介石同列暴君。
作者心中“暴君”所订的标尺，显然主要是看特定人物导致他人死亡的多寡。蒋介石，此书用两页篇幅去介绍他的生平。视他为“邪恶”的论据，一是他一九一六年加入黑社会色彩浓重的“青帮”；二是他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发动血腥的“清党”；三是他在内战中招募饱受诟病的军阀去翦除异己，又纵容贪污；四是他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实行铁腕统治，紧握权柄不放直到一九七五年辞世。
对二十世纪影响更大的毛泽东，在书中几乎占满五页篇幅。作者描写他的暴虐行为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包括建政头一年处决三百万“反革命分子”、因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而造成饥馑、在“反右”中滥施逮捕与劳改、“大跃进”失败后饿死数百万人，以及藉开展“文化大革命”将整个国家投进万劫不复的灾难。
被作者判定为“邪恶暴君”的现代人物除毛、蒋两人外，还有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苏联两代领袖列宁与史达林、南北韩的前统治者金日成。
二零一三年春，台湾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发起“台湾设计蒋”的文化创意活动，却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弹，而被迫取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当局之习近平上台之后，大打毛泽东牌，企图发动“小型文革”，山雨欲来，群魔乱舞。
二零一三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湖南省计划推出十项纪念活动，除了纪念大会、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外，还特别打造红色旅游文化节，把纪念毛泽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结合起来。此外，还有万人唱红歌“东方红”、万人吃福寿面等。耗资人民币数十亿元的十二项建筑工程也即将完成，其中包括“润泽东方文化产业基地”，将成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实景演出场地。湖南省敢于如此大张旗鼓地纪念毛泽东，显然是摸准了中央的风向。
上行下效，御用文人吹捧毛泽东的言论，在二零一二年初薄熙来垮台之后沉寂了不到一年，重新氾滥成灾。其中的最强音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提出应当将毛泽东捧为“新国父”。刘小枫认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类似于华盛顿之于美国；毛泽东又是内战的胜利者，类似于林肯之于美国。所以，毛之功勋乃是华盛顿与林肯的总和。
中国文人，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文革”结束后较早研究基督教思想和学术的刘小枫，三十年后华丽转身成为暴君的吹鼓手，其堕落轨迹亦可成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一个典型的标本。
惟有去蒋和去毛，方能恢复两岸之真实历史，肃清专制独裁之余毒，重建社会之公平正义，最终走向民主与自由、和解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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