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当奥巴马总统欢迎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一场“便装”峰会的时候，两国政府的官员们肯定都很紧张。双方都为本国的领导人准备了一长串需要讨论的事项，从网络攻击、到贸易争端、到朝鲜的愚蠢举动，再到中国周边海域的领土分歧。官员们草拟了谈话要点，许多人也希望一项历史性的联合公报正在准备当中。
然而如果讨论只是关于这些问题，那么这场峰会恐怕就会错失了一个重大的机遇。我们应该希望，这两位领导人能超越两国政府官员的狭隘目标，共同解决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简而言之，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自1500年以来，出现了15次崛起中的大国挑战处于主宰地位的大国的情况，其中有11次的后果是战争。奥巴马和习近平能战胜这种概率吗？
两千多年前，雅典将领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起因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解释，针对这种情势，他指出了两个而不是一个变量。他的一句名言写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因此而生的恐惧，让战争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明白情况远比这要复杂。但今天的读者应该问问自己下面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科林斯(Corinth)和科尔丘拉(Corcyra)两座城市之间爆发的外围冲突，怎么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为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带来灭顶之灾呢？一个崛起的大国变得更为自信，而位居主导地位大国恐惧丧失优势，双方芜杂的盟友们则会把这两方推向战争，这种局面的发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我们过去不是没见过这种规律的出现。将时钟向前拨100年，1913年，正在崛起的德国对当时处于主宰地位的大国英国产起了挑战。而在之前的一个世纪，英国已经习惯了主宰海洋。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09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宣称，现代战争已经过时了，各国之间的经济紧密交织，冲突的成本显然会超过战争发动国所期望的任何收益。那个时代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荷兰海牙修建的和平宫即将竣工。他认为，永久和平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座建筑则将成为一个见证。在写给最亲密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道，“我为1914年1月1日送上新年的祝福，我深深地认为，国际和平很快就会实现。”可是六个月后，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一位大公，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修昔底德陷阱（快速崛起的大国、处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心怀恐惧，还有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把欧洲推向了深渊。到1918年，所有最初的参战者都受到了重创：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退位、奥匈帝国瓦解、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被布尔什维克党推翻，法国和英国也都青春不再，财富散尽。
我的论点当然不是美中开战不可避免。请考虑一下为数不多的崛起的大国取代处于主宰地位的大国，而不发生战争的情况，即从19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美英两国所谓的大和解出现之前，两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互相怀疑、存在敌意，与现今观察到的文化相近、相互友好、共同利益深厚的情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然而当时的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并不具备的条件：那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认识到，它在美国周边并没有强有力的盟友，而且在距离本土更近的地方，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威胁，它没有能力遏制挑战者的崛起，因此应该转而尽可能地容忍美国的愿望。
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超乎寻常的崛起，以及这不可避免地令美国感到的失落（如今美国以为自己是自然而然的世界第一），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在这些情况下，按部就班地做事、按部就班地处理官僚事务、按部就班地领导国家通常会引发战争。因此，要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战争，就需要两国领导人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不仅要在一次峰会上这样做，还要花一代人的时间这样做。
习近平和奥巴马明白这一点吗？两人是否都明白，成功地管理今天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未来超级大国间的关系，不仅仅涉及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还面临一个有着修昔底德规模的重大挑战。
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领导人曾经研究过大国崛起的历程。10年前，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考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提到：“在安全领域，中国明白美国付出的多得多，取得的优势如此之大，直接挑战毫无意义。只有中国在发展和技术运用上超越美国，中国才能构想以武力抗衡美国。”
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在去年正准备接任中国领导人之际访问美国时，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领导人现在有机会也有责任将这种设想转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口号。
奥巴马总统决定邀请中国新任领导人共度周末，坦诚地讨论相互间的期望和忧虑，这代表着外交的一大跨越。两国领导人都明白，对他们二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本国的国家建设。
然而历史在评价这次会面时，并不会根据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评价，而是会评价两位领导人是否开始了认真地对话，讨论在两个大国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而弥合双方的分歧与争端，进而逃离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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