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和谐社会主义是中国民主的新模式

华阳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排除了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还有很大的空间。十六大以后，中共新领导人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没有马上出击，而是从思想准备、理论准备、民意准备开始来重塑信任。十七大后在选官任官上会有新举措，并筹划让人大会议有更多罢免权和纠错功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坦言，他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正是关于和谐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一概念与其基本架构已经获得党内外许多学者的认同。以下是专访汪玉凯教授的摘要：

最近一些海外及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中都频繁涉及到民主改革的话题，所以，给外界的感觉，在关于政治改革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举措。从十六大以来，它的整体背景是什么？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经过二十九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成就非常大。但是，我要先举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探讨一些问题。

去年，我去匈牙利考察，匈牙利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和我们交流时，都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九九零年对他们很重要，如果没有九零年的政治变革，匈牙利后来就不会加入欧盟，甚至它的经济和社会不会发展这么快。

从这些交流中可以看出，它所渗透出来的价值观是很清楚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羡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进入全球市场，很值得关注。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还是有很大的担忧，甚至不屑一顾。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中国的路能走多远？

我当时说，俄罗斯、东欧和中国，过去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苏东剧变后，中国仍然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像两个巨人在笑，谁能笑到最后？我觉得，有可能这两个巨人最终都笑到最后。

如果中国这个巨人能笑到最后，可能在世界上的价值影响会更大。它可以证明，世界上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完全是西方的那种模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现行的这种制度，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也可以成为跟西方民主相并行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

现在结果看不出来。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这种体制，能走多远？我的基本判断是，不是说不可以笑到最后，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改造我们的这种体制，使得这种民主政治的结构，能成为我们国家的老百姓都能高度认同的一种国家治理结构。

要想使这种体制能够在世界上成为一种真正的国家治理模式，并且能够笑到最后的话，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变革，这也就是我们谈话的大前提。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策略非常清楚，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来推动其他改革。

在经济制度改革中，遇到什么障碍，就推动什么体制改革。这个主轴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比如，遇到教育方面的障碍，就推动教育体制改革；遇到行政方面的障碍，就改革行政体制，都是单项进行改革。

每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会对政治和行政改革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政治和行政改革实施后，又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扫清障碍。这三十年，中国偏重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精力、注意力和关注点都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现在看来，出现了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这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

我认为，除了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十六大以后，最高领导层已经很明显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比如，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提到过，“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很能代表和说明一些问题。

十六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从两个思路著手，他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上任后并没有马上出击，而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种准备既包括思想准备、理论准备，也包括很多民意准备。

首先是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援，所以它的第一条思路就是，整个改变执政理念、改变执政特点、改变执政谋略，就是四个字：“重塑信任”。即重新塑造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重新塑造政府和党的公信力。

重塑信任都是通过哪些措施进行的？

首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来重新取得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没有这个信任，什么改革都不可能被推进。它的具体表现是，首先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第一次政治局学习就学宪法，这意味深长。透露出来的资讯是，这一届新领导人要树立法治的权威、宪法的权威，而不是个人的权威，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晰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行动上说，过程很低调。因为他们没有战功，不像第一代开国元勋。所以，他们只能很低调，以亲民、亲和、清廉的形象出现，这是新一代领导人的一种策略。几年下来，重塑信任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胡锦涛这种执政理念和采取的种种措施被称为胡锦涛的“新三大法宝”----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崛起。

惩治腐败是不是也是措施和策略之一？

这就是第二条思路。他们在重塑信任的时候，对高官腐败严厉惩治。如果没有这些惩治，重塑信任是不可能的，要让群众看到具体的表现和成果，比如刘方仁、程维高、陈良宇等案。

严惩腐败获取信任

严惩腐败方面，采取了四大举措。制订党内监督条例、制订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主要部委的纪检监察垂直管理、对地方派出中纪委巡视组。至少在制度层面，这是大大往前推进的。

这两条线下来，我认为，到了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提出了三句话，“共产党要科学执政，共产党要民主执政，共产党要依法执政”。不要小看这三句话，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胡的执政纲领。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把执政过程中不民主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不是法治的东西，要找出来并加以改进，这可能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目前都有什么步骤？

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有成型的东西，基本围绕著政治改革中的一些关键点和十七大的筹备。把这两个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再不断地往前推进。

第一个方面，改革的整体策略是从党内切入，这样做的风险可能是最小的，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再往社会上辐射，即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方面，比如在一些地方推动党代表常任制，在一些地方，县一级取消党的常委制，省、市、县三级大面积减少党委书记副职，来改善党内的决策机制。

其二，通过十七大的筹备，扩大党内民主。比如有可能扩大党内重要职位的选举。像越南的党内直接选举，对中国党内选举有一定影响。党内选举民主的范围正在扩大。去年出台的这三个条例----县级以上党政干部的选拔条例、回避条例、异地交流条例，这其中废除了党的总书记的终身制。

这个很重要，党的总书记是最后一个终身制的领导职位，也给废除了。规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职位上只能最多任两届，这当然也包括党的总书记。

其三，增强民主党派的参政力度。比如致公党的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的正部长，这不仅扩大了干部选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新形式。这方面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以后各个民主党派将会在政府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甚至是更高层的职位。三十五年来这是第一个。上一个是傅作义。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举措是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主、人权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温家宝在人大会后答记者问时提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信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几乎是分析中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我判断，在四个方面非常值得关注，和政治改革关系度很高。首先，腐败越来越严重，惩治腐败是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解决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审批专案过多的问题。

其二，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六个概念放到一起，认为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普世性的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品。

其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与两大改革。第一大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大任务，大力推进公平与正义。第一个是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个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

其四，社会主义的民主最终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有四个具体的含义，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我们对民主政治的理念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有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话，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主导思想。

根据现在这个比较成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其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思想。如果依然以这个为主导思想的话，那怎么实现从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过渡到未来的带有普世性价值的民主理论？

这个问题如果从深层次来讨论，与目前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有关，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两种路线的争论。

我们现在的一些主要观点，与这种政治思潮的分歧和争论密切相关。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和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保留、吸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吸收民主社会主义中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大同”的文化理念，汲取各方面优秀的成果，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化的民主模式，最终将会上升到和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改革到了现在，通过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可能引起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今天，必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再发展二十年。

一个是三权分立，一个是多党制，是不会搞的。这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前途。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排除了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有非常大的发展与想像空间，也有非常大的完善空间。

为了达到和谐社会主义，当下最重要的举措是什么？

现在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通过动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形成一种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思想变革。这种新的思想解放和变革要彻底清理教条左派的思想。现在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发展的干预与阻挠因素，是一个毒瘤。

现在好像又到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了，到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十字路口。必须面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我的看法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来统一我们未来的大目标。在这个框架下，首先我们要大胆地否定一些东西、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要抱残守缺。

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要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要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

十七大非常关键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十七大在历史上、尤其在民主政治这个意义上，是一次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会议。

从现行制度实际落实情况来看，好像是倒退的，如果把目前的这种制度落实好了的话，比如宪法，也是一个改革的姿态吧？除了以上的这些制度外，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去设计未来的这种政治架构？

我认为，一个就是选官、任官方面，要有新的举措，就是扩大民主党派的任职范围。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民主党派可以提出一些候选人。不改变党管干部的原则，但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其二，赋予人大会议更多的罢免权、更多的纠错功能。因为人大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其三，民主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应该和中国共产党来一起来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应该通过这个会议进行多党协商。

其四，基层的一些直接选举可以扩大选举范围，提升级别，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这些方面如果说能具体迈出步伐，政治体制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所有的这些制度设计，其实都是以不改变执政党的地位为前提的，就现实情况来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的制度下，会不会与未来的制度变革有矛盾或是有负面的影响呢？

在目前这个中国政治形态下，想用多党制来直接解决中国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是最大的政党，它几乎是囊括了社会绝大部分人才，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源，所以它自身的改革意愿就很重要。

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也有制度上约束机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我们的框架一直有，但却一直没有将其制度化，如果把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制度恢复起来，并且随著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创造新的多党合作的形式。这样，中国将形成一个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新的民主形式。

今春以来，中国出现一股辩论民主模式的暖风，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被视为北京智囊、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发表专文，提出“和谐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未来中国规划出最具操作性的政治改革路径。在排除三权分立、多党制的前提下，中共正试图凭借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寻找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新模式。

在今秋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央级的理论刊物、党报，乃至国家领导人都大谈民主。高层智囊俞可平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响亮口号；一批中共元老支援的《炎黄春秋》杂志也提出了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民主大讨论。胡温主政五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在此次争鸣中显山露水。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学者汪玉凯接受专访时指出，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将启动，这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思想变革，彻底清理教条左派的思想。“现在这些（教条左派）思想成为中国发展的干预与阻挠因素，是一个毒瘤。现在又到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了，到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十字路口”。

汪玉凯指出，今年秋天中共召开十七大后，可能将在两个方面进行政改：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治层面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政治方面的一些障碍。而最终的目标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

具体来说，汪玉凯解释说，首先在选官、任官方面扩大民主党派的任职范围。其二，赋予人大会议更多的罢免权，更多的纠错功能。其三，民主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委会应该和共产党一起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应该通过这个会议进行多党协商。其四，基层的一些直接选举可以扩大选举范围，提升级别，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汪玉凯强调指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也有制度上约束机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框架一直有，但却一直没有将其制度化，如果把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制度恢复起来，并且随著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创造新的多党合作的形式，这样，中国将形成一个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新的民主形式。

这一理论建构值得重视，有可能成为中共未来采纳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和谐社会主义”。按汪玉凯的解释，“和谐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它的两条主线分别为和谐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完善民主的基本政治架构和基本运行渠道。

汪玉凯分析说，目前来说，民主推进的空间还很大。中共的底线是三权分立与多党制绝对不是民主改革的方向。但除此之外，很多制度都是可以继续讨论和变革的，比如乡镇乃至县级直选、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化等。

改革的整体策略是从党内切入，这样的风险可能是最小的。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再往社会上辐射，即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比如在一些地方推动党代表常任制，在一些地方，县一级取消党的常委制，省市县三级大面积减少党委书记副职，改善党内决策机制。

废除总书记终身制

汪玉凯强调，通过十七大的筹备，扩大党内民主。比如有可能扩大党内重要职位的选举。像越南的党内直接选举，对中国党内选举有一定影响。党内选举民主的范围正在扩大。

去年出台了三个条例----县级以上党政干部的选拔条例、回避条例、异地交流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职位上最多只能任两届，这当然也包括党的总书记。党的总书记是最后一个终身制的领导职位，也给废除了。

在增强民主党派的参政力度方面，刚刚任命了致公党的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的正部长，继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三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任命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高官。这不仅扩大了干部选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新形式。这方面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以后各个民主党派将会在政府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甚至是更高层的职位。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举措将会是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汪玉凯提醒说：“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新理论平息民主争论

《人民论坛》最近推出的“中国民主模式已成形？”专题的诸多文章以立为主，著重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并非如外界所传是针对《炎黄春秋》谢韬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进行批驳。参与讨论的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光磊透露，他在春节后接到《人民论坛》的约稿通知，请他及其他一些学者就社会主义民主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该刊并未限制这些文章的立场及观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近年来的村民自治、政协的协商民主，跟过去相比进步不少。人大政协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谢春涛说：“这三十年来，回头看看，民主进程中，特别是个人自由，跟过去相比，进步是明显的。民主要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

朱光磊介绍说，其实学界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由来已久，这与国家长期发展密切相关。

二零零四年中央建构马克思主义工程时，就已经包含这方面的内容。朱光磊是该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他透露说，当年四月底胡锦涛在会见小组成员时，曾经有一个即席谈话，朱光磊回忆说，胡锦涛提出“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时也表示，理论界要敢于研究新问题，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经验。

朱光磊认为，如果在政治体制上、在社会主义民主上没有变化，经济很难继续保持稳定。目前也的确到了一个要出理论的时候了。不仅在经济上，政治建设上也应该有一套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西方的标准不一样，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也不一样。

朱光磊说：“新的东西容易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左的人说你背离了马列，右的人说你改革还不够。只能先做不说，埋头探讨比较好。”

汪玉凯正在试图建立这个“新的东西”。在他的理论阐述中，“和谐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将平息上述的种种争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中一些不合理的成分，汲取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中一些优秀的成分，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大同”的理论，将这些融为一炉，锤炼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