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人民日报文章《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无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烘托了执政党咄咄逼人的底气，但笔者好生疑惑，这底气究竟来自于民意所在、民心所向以及历史的检验，还是来自于一以贯之的“伟光正”的自诩？
我看是后者。不信，且引一段豪气干云的“自我欣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次历史性转变前后贯通，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三次历史性转变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就蕴含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
不错，中国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近一个世纪中，的确让中国实现了三个历史转变，但这三个历史转变真像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吗？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第一次历史转变中，中共并非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夺取的政权，而是在同国民党的内战中夺取的政权。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领导抗战的主要担纲者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如果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还有什么“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实现的话，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党制专制统治，还没有实现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国家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那么，在三年内战中中共战胜了一党制的国民党，是否实现了这个转变呢？非也，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实行的却是变本加厉的一党制专政。尽管这种取代基本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但一党制专政注定要给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通过内战实现权力转移但继续延续专制统治的历史事例，在中国皇权时代已出现过多次。试问，这第一个转变难道真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吗？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在第二个历史转变----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中，从合作化、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反右、三面红旗、四清、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中，中国人民何曾消停过？中国人民蒙受了何等凌厉的精神奴役和政治压迫？蒙受了何等沉重的经济剥削？至少几亿农民，究竟过了几天温饱生活？而在这一连串的政治灾难、社会灾难、经济灾难中，中国人民又付出了怎样血的、尊严的和生命的代价？而在毛泽东时代，究竟是道路、制度还是理论值得执政党如此自信？如果是道路自信，为什么文革之后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充满阶级斗争的那条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连邓小平都感叹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如果是制度自信，为什么又把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为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如果是理论自信，为什么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扔掉了？就在这所谓第二个历史转变中，中国人民蒙受的灾难、中国传统文明遭受的阉割、中华民族精神所遭受的巨创，是任何物质成就所无法弥补的。试问此文作者，面对毛泽东时代那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你敢直面吗？
当你把这样的历史转变大言不惭地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你难道一点不感到“脸热心跳”吗？
至于第三个历史转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倒是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几乎所有可圈可点之处，都是从“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学过来的。比如，所谓市场经济；所谓包括私有、民营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等，而所有这些可圈可点之处，都是在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清一色公有制的制度自信、阶级斗争的道路自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信的前提下实现的。与此同时，在这个历史转变中，举凡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靠拢的地方，都在产生导致社会溃败的各种致命的病毒、癌细胞。比如，愈演愈烈、不可逆转的权力寻租、吏治腐败；权贵和资本的勾结；社会分层固化和以权力等级为核心价值的等级社会的形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司法腐败及大面积的政府、官员的侵权行为；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及官员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的全面滑坡甚至溃败；底层民众对社会正义的实现感到绝望等等。因此，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结论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和该文作者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试问，放眼当前的社会现实，那些充满“活力”的地方究竟有哪些和“社会主义”、“一党制”“马克思主义”挂得上钩？而那些病态的地方，究竟又有哪些是权力高度垄断的政治体制所能脱得了干系的？而解决中国大陆当前社会症结的路径，是继续坚持高度垄断的集权体制，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向现代宪政体制转型，问题的答案相信文章作者明明白白，大部分中国民众心里也是透亮且明明白白。因此，在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揣着明白装糊涂和彻底的不自信，才是邓小平先生坚决主张“不争论”的真正由来。也许有人会说，你为什么抓住执政党以往所犯的错误不放？像肃反扩大化、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执政党不是一一改正、并都作了历史结论了吗？无论政党还是个人，谁能不犯错误？改正错误轻装上阵，不是更好吗？
话说得虽然不错，但这样普通的道理用在一个掌握数亿民众命运的执政集团身上，是极为不妥的。对中共而言，如何认识自己的“错误”，有四层要义。
第一层要义：对于一个带有专制性质的执政集团来说，能否由当政者自己在第一时间承认、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人民道歉且作出改正错误的承诺和行动，是检测当政者认识错误的性质、改正错误的诚意、勇气、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所有在任当政者的错误都由下任当政者中的政治反对派揭发、披露、纠正，如果所有的在任当政者都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一个执政集团的历任当政者无论对自己的错误还是对前任们的错误都拒不向人民作出正式道歉，或有意隐瞒错误的真相，那么，这个执政集团的最后结局，总是难免被自己的错误葬送，而不是被它的政敌葬送。试问，中共执政后的历届当政者，有哪一位曾对自己在任时的错误作过深刻全面的剖析、真诚深挚的忏悔、全面彻底的改正的？不错，毛泽东承认文革有三分错误，那么他何曾对这三分错误作过认真彻底的剖析？而一旦有人对文革哪怕一分错误提出异议，他就会立即将他打入冷宫。对于这一点，连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都比这些当政者清醒。建议网友们看一看《炎黄春秋》第五期侯宜杰的文章《古今“罪已诏”》，这里不妨引上一段：“因做错事情，造成人民疾苦死亡而下罪已诏的，史书中也不乏其人。如汉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下诏说：四边之外的戎狄不安其身，京畿之内的人民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因为他德薄造成的。
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下了一道罪已诏，检讨过去每人增赋三十钱，使老弱孤独陷于重困；对匈奴用兵，军士死亡离散。汉元帝在永光二年（前42年）二月下诏说，由于他的不明，政事治理得不好，以致百姓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甚感羞耻……”一个西汉王朝，就有数位皇帝下过罪已诏，公开向全体人民承认、检讨自己的错误。借问，这些皇帝们下诏中所检讨的错误，和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所犯下的导致数千万人民饿死的错误相比，如何？中共无论是当任者还是所有的后任者，有谁公开承认、检讨过这个天大的错误？有谁为这个错误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过？恐怕至今连事实真相都不敢披露吧！第二层要义：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执政集团所犯错误的政治性质和历史定位，不仅对其所治下的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而且对执政集团自身的命运，都举足轻重，至关重要。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甚至人身自由权利、生命权利大规模大面积的剥夺，这样的“政治错误”如果放在数百年上千年前的“中世纪”，只能算普通的、常态性的错误。因为当时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野蛮时代，国家和民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资源的过程中，各阶级各利益集团在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采用大规模的杀戮、奴役、迫害的方式是普遍现象，而那时候还没有当下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和国际法来严禁、遏制、谴责、惩罚这类人类相残的罪行。然而，如果中世纪式的大规模的奴役、迫害甚至屠杀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发生在现代政治文明秩序已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环境中，这类人类相残的罪恶的政治性质和历史定位，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它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是反人类的。对于这类政治“错误”，现代人类文明是绝对零容忍的，也是绝对不允许让它再次发生的。而无论这类“人类相残”的“错误”发生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彻底根除这类“错误”发生的一切根源和因素，无论如何都是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对于中共而言，如何彻底杜绝这类“错误”再次发生的可能，完全取决于它对这类“错误”的政治性质和历史定位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永远杜绝的决心。
第三层要义：对中共而言，从毛泽东开始后的历任当政者，都采用将历任所犯下的致命错误的性质和真相掩盖起来、并用“伟、光、正”的华丽包装覆盖全身的方式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方式对欺蒙广大民众而言，在某些时段确有奇效。文革期间，当百万民众含着热泪挥着小红书在天安门广场朝拜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时，几乎全国人民眼中的最高执政者那身新装，的确绚丽多彩，光芒万丈。然而，时过境迁，当全国大多数民众头脑清醒起来，眼睛明亮起来，思维缜密起来，从而将执政者的“德性”看得八九不离十时，执政者们再一味用“伟光正”来包装自己，则大部分民众眼中执政者的那副行头，就再也不是光芒四射的霞帔，而是安徒生笔下那位皇帝的新装了。一个执政集团对于它在大多数民众心目的真实形象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大多数民众心中对自己的真实评价有没有自知自明，直接决定了它的言出行止。试想，当安徒生笔下的那位皇帝满以为全国人民都在欣赏他身上那套华丽的新装时，他一丝不挂地奔走于大庭广众之中是何等的春风得意，何等的自我陶醉。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可见，当自信过了头终成自欺时，是何等的可悲。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当几乎全国人民都在相信关于他的、关于党的、关于“主义”的神话时，惟独他不真正相信，这便是智者，便是成功的愚民。而对他的后任者而言，如果当全国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相信关于他们、关于党、关于主义的“伟光正”神话时，惟独这些后任者自己仍陶醉在自己制造的神话中，那便是愚者，便是穿上新装的皇帝。第四层要义：中共是现代政党。但在中共党史上，却充满了和现代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返祖”现象。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军内血腥的自残行为，则是以数万红军官兵及党员被残忍屠杀为代价。四十年代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又使延安三万党员干部遭受非人的洗脑和折磨。中共建国后，党内的“自残”行为则漫无边际地向党外延伸。且不说三反五反，就说反右、三面红旗、四清、文革，有多少知识分子，人民群众以及党的干部惨遭迫害。即便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官员和各级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侵权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如果这个党不从自身那些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错误”开始对党的性质作彻底深刻的反思，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造，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动中国大陆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它是否能适应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滚滚洪流，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复兴，就非常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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