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杀人不用刀，文人是永远不能得罪的。这是很多统治者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因为文人既能登堂入仕，又能说会写。能笔下生花，颠倒黑白并传于万世。
秦始皇统一国家是千秋功绩，却因焚书坑儒落得个千古骂名。清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贱民脱籍，使国家摆脱了康熙帝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的境地，因得罪了书生被文人称之为桀纣之君，明明是“康雍乾盛世”却非要说成是“康乾盛世”。
毛泽东的境遇也是一样，当他逝去以后，抹黑和诋毁他的基本是知识分子。
毛泽东蔑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存在的，不仅让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平起平坐，还让知识分子当工人农民的小学生，他的一些语言明显是在疯刺挖苦甚至带有侮辱倾向。“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他号召小人物打倒大人物，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洋教条”。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毫不手软地打倒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让斯文扫地。
从历史来看，精英与大众就像官僚与平民对立一样，都是基本事实。而且凡是精英统治时期，往往是民众利益最被忽视的时期。所以，打击知识分子精英，是笼络民心争取民众比较有效的手段。
严格而言，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算是脑力劳动者。他们就职于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关，如教育家和教师，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普通文化工作者以及青年学生等。他们依附于社会各阶级和群体，通过所依附的阶级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决定其所属的阶级。当然，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了官发了财，变成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这是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一贯的政策。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又存在着轻视工农，依附官僚反动集团和立场摇摆不定的问题。他们的政治抱负和革命热忱既可以担当革命的桥梁，又可能成为革命的阻力。而且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化较多，思想转变的难度较大。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可分为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三种人中，两头小，中间大。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接受过欧美教育、信奉欧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也反对共产党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国共决战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同情革命，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建国前后，他们一方面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欢跃，另一方面对新政权能否真正实行民主表示担忧。这种复杂的心理，造成了他们拒绝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对新中国的各项政策方针采取观望甚到怀疑和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建立新中国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而改造知识分子使其尽快适应新的国家政治形态是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改造从消除知识分子阶层特殊地位做起。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称作“士”，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是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天地君亲师”的旧文化体系中，知识分子受人尊崇。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新政权里，知识分子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
虽然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得到了认同，实际的改造过程却是艰难且残酷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基本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式。一部分已经觉悟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土改及社会主义运动，成为革命的先锋。一部分没有明显反动思想和行为的知识分子列为团结的对象，在教育改造中与共产党站到了一起。一部分与新中国政治对立，并利用知识攻击社会主义的顽固知识分子成了改造和打击的对象。
1951年电影“武训传”由于表现了面对社会残酷的等级压迫，武训不是积极地去反对等级压迫，而是承认甚至拥护等级压迫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当时的文化名人包括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夏衍、范文澜、楚图南、胡绳、张天翼、何其芳、艾青、钱俊瑞、华君武和汪曾祺等人，都纷纷表明立场。此后1953年批判北大校长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种思想批判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由文艺作品上升到文艺思想。这些活动，都与知识分子的改造有密切关系。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说明这种改造是成功的。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这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采取了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办法，由于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其中知识分子成为提意见的主力军。中央成立了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反右工作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清算，结果包括55万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党员干部被划为右派。知识分子利用整党向党发动进攻，可能是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整党是引蛇出洞，反右是阻杀真言，是政治迫害知识分子。这种观点过于肤浅了。有蛇才能引出来，不出洞的蛇才更危险。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否定共产党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而且任何统治者都不会容忍这种对社会的反动。打击反对派，保护革命派是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的行为。至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是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与反右的决策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执行过程中的偏离。
反右一方面让知识分子吞下了拒绝改造的果，另一方面种下了知识分子名声扫地的因。后来的许多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有反右的影子。知识分子接受工农的改造，充当工农的小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劳动。批反动知识权威，批师道尊严。红卫兵造反，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建立等，都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有关。只是这种改造扩大到官僚阶级和封建文化以及社会每个角落。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不正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知识和科学发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文化知识可以提高人的素质，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文人的专业知识、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思想在完善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文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他们的睿智和洞察力，宽阔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某种程度上充当着社会的“中介者”或“领航人”。虽然他们有轻视劳动者，自高自大，有时甚至利用话语权撕裂社会。但丑化和鄙视文化人也是一种浅簿，对社会发展不利。
毛泽东没有摆正广大民众与知识分子的位置，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放大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犯了定性上的错误，改造的过程中失去了理性。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改造范围和内容上的扩大，对人民群众地位的无限抬高，是他治国失误决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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