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13日,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文稿》连发两篇文章《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对宪政问题进行官方论述。而自5月21日以来,《红旗文稿》就曾率先举旗斥责“宪政”,多家中共党媒纷纷密集跟上,形成一股不小的“倒宪”风波。然而在不到一周内,这些体制内媒体的“倒宪”声音纷纷消停,代之而起的是为数众多的各界学者以及普通民众以媒体或博客、微博等多种方式参与进这场“倒宪”与“反倒宪”的辩论中。而此次两篇文章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共宣传系统进行舆论干预和引导的继续。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宣传系统抛出保守和“左式”色彩浓厚的“倒宪”观点,虽然得到了少数体制内人士以及倾向于“左派”群众的支持,但也招致更多的中共体制内外,不仅是右派,还包括众多普通民众的批评和声讨。虽然一时间中国政治思想理论界因“宪政”之争呈现出十分混乱的局面,这场“宪政”之争出现的原因和走向目前也都不为外界所确知。而已经出现的现实则是,当前的中国已然逐渐形成了一个牵扯进左右各派,社会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思想理论大碰撞和大辩论。
党媒“倒宪”引舆论群起反弹
北京时间5月21日,中共思想理论性刊物《红旗文稿》刊发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称,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第二天,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主题观点相近的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而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解放军报》也发文表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些文章出现后,立即引发中国舆论场强烈反馈和震荡。大量网民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纷纷引述和反驳。其中一些得到官方认证的大“V”学者的微博成为舆论鼓手。被实名认证的中国政法大学副院长何兵即发微博称,“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虽然存在缺陷,人民权利有待落实,但按制度自信理论,我国宪法全世界最好,实施宪法我们就有了世上最好的宪政。如何又出来”宪政不适合中国”一说?这不是妖言惑众吗?你们想废除宪法?”
据悉,提出宪政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23日,该校法学院主办的“中国宪政网”集中刊发了多名重量级法学家的宪政文章,包括中共体制内重要法学学者许崇德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韩大元的《略论社会主义宪政的正当性》以及李林的《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大谈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该校政治学术圈一时呈现公开分裂和相互攻击之势。新闻曾刊文《中国人民大学内讧 宪政派改动“反扑”》对此有较详细报道。
而在媒体方面,中国大陆媒体共识网在杨晓青文章发表的当天即刊发了许崇德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对杨的文章中不当论点进行逐条批判,并指出,“此公的文章……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舆论,欺蒙领导。而此公对此既不自疚,又不自省,却反而嗓大气粗地宣布‘宪政的提法,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种抛出大帽子堵住天下人之口,想用独家文章鼎定乾坤的派头是不能令人折服的。”此外,《南方都市报》、价值中国网、《大公报》等媒体也纷纷发文《吴元中:有效实施宪法才能带来法律信仰》、《驳杨晓青“宪政姓资不姓社”论调》、《少拿“主义”扣帽子》等,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予以声讨。有观察人士指出,《红旗文稿》等发表的文章其实基本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传统话语体系,因此也得到了一部分左派人士,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人的捧场。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理论体系又比较概念化,可伸缩性很大,中共内部对于许多议题也没有达成共识。而这些文章的观点却过于僵硬、教条和偏激,不仅与中国“右派”相对立,而且也许多体制内“左派”人士的观点也并不一致。因此,参与批评者其实囊括了中共体制内外、左右各方,与对中共体制不满的社会民众汇聚成较为壮阔的舆论洪流,对这些媒体和学者及其政治观点形成了持续强烈的冲击。
体制内媒体“倒宪”原因不明引猜测
在多家党媒和官媒集中发布“倒宪”和推崇党性、信仰文章,并引发舆论反弹的次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没有争鸣哪来共鸣》指出,“争鸣如同燧石,让各种看法和观点公开论辩,反使真理变得更加夺目。”“事先多些争鸣,就多了些参考系数和认知视角,汲取其合理成分,就会更接近规律和真理。付诸实践,方能稳操胜券。”“争鸣中谬误和偏激终究会被克服,新规或新决策则会在纠偏中得到完善。”
北京时间5月27日,中共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服务型政党需要宪法思维》,续接了习近平此前关于“依宪执政”的政治表态,并被认为是对当前“宪政”之争的应景之作。文章首先指出,在法治时代,需要中共发挥政治功能,另一方面,还要有宪法思维,并需要基于宪法理念、确立宪法权威、强化宪法意识。
与此同时,有关“倒宪”内容的新闻都不再出现于中共体制内媒体之中。而对于中共党媒官媒突然出现的这些变化,许多学者和观察人士表示不解。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中共看到之前的“倒宪”行为招致了舆论强烈反弹,而不得不中止了“倒宪”宣传。另有观点认为,近期这两篇文章与之前政治表态并无冲突。中共可能原先即有意重申和强调“依宪执政”,但因习近平在之前参加纪念宪法30周年大会上作出此类表态后,遭到部分右派人士过度发挥,因而不得不于此次事先对右派进行敲打。也有观点认为此事与中共之前一系列被认为偏左的动作或表态有一定的承接性,因此或许并没有这么简单。此前曾刊文《学者曝七不讲文件细节 宪政檄文实为背书》提到,有中共党内学者披露,此前中办下发的当前意识形态通报的“九号文件”(右派学者归纳为“七不讲”)就已涉及宪政内容,而此番所谓批“宪政”的雄文,都是为九号文件作注的。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消息称,面对日益深重的执政危机,中共高层尤其是红二代们近乎本能地越发对右派尤其是极右主张的一些政治观点持谨慎戒惧的心态,因此在握紧权柄之后便要展开对右派思想舆论的整顿和管束,进而意图再度占据思想和舆论高地,把握政治社会发展话语权。而“宪政”可能只是“开胃菜”。
习时代大辩论开幕?
据悉,中共执政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毛后主持改革开放时期,对左右两派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有观点指出,当时邓小平主要面对的是体制内外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角力,而前者在当时就被视为左派,后者为右派。而在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期后,左右两派的含义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两派同时将社会民众作为自己的基础和目标,同时将既得利益集团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且都希望对中国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范围、方式、程度、目的等方面两边有着较大的分歧,而且双方在各自阵营之中也没有达成共识。
此前曾发表文章《左右融合习李借势 决战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对相关内容进行较为详细论述。
而南周新年献辞事件、茅于轼被围攻,以及此次“宪政”之争均表明,这种左右两派的融合有着较大的现实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矛盾的公开化、观点的冲突和碰撞,却也有利于双方进行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交流,反而也在现实中促进着双方共识的达成。当然,这里讲的“双方”并不一定是指某个人,而指的是两个阵营和集体。而这一过程得以进行的形式就是一种类似30余年前改革开放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辩论。亦曾刊文《观察站:左右之争与大辩论》认为,中共需要超越左右,并达成一种改革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取得可能就需要一场大辩论。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的“宪政”之争就逐渐呈现出大辩论的趋势。上文已经提到,中共宣传系统抛出“宪政”话题后,短时间内已经吸引左右两派众多学者、媒体、民众同时参与,对宪政话题展开争论。一向主张法治与宪政的体制内外法学学者自不必说,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华炳啸等人,主张自由主义的赵楚等人,以及左派胡锡进、司马南等人都被卷进了这场论战。值得一提的是,右派人物之一章立凡在23日发表一篇微博,就宪政议题邀请胡锡进、杨晓青、李慎明、江平、贺卫方、童之伟、徐昕、华炳啸等人一同进行公开辩论,并将通过媒体、网络实现现场直播。虽然此事没有至今下文,但仍然造成一定的声势。
有观点分析认为,尽管近期先后出现封杀微博大V,“七不讲”等收紧和管控政治和社会舆论的行动,但是其范围和效果其实仍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分析,似乎也可以认为是中共高层有意发起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辩论,并事先亮出“七不讲”的底线和禁区。此种作法与30余年前“四项基本原则”的出台有一些相似之处。而在此之外的政治话题,都处于可以讨论的“自由区”。此前曾有文章《“中国梦”获刘奇葆造势 成习理论体系几成定局》指出,中共挑起此次大辩论,有可能是出于为“中国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孕育环境,并为其填充内容和原料的目的。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仅是一种主观猜测,现实问题则是当前的政治走向和意识形态已经出现“左转”的趋向,未来也有可能更“左”,思想舆论被进一步收紧。亦有文章如《中共理论匮乏致政治乱伦 毛苏情绪迫习左转》等对此有较详细分析。不过,另一个的现实情况则是这些“左转”迹象已经激发起较大范围和声势的辩论,这场辩论的背后则是网络背后已发声或未发声的数以亿计的社会民众,不仅对中共当政者造成一定的压力,而且在中国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思想洪流。或许也可以认为,中共宣传系统在这场大辩论中并未掌握主导权,而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立足于中国发展大势来说,这场得到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辩论不仅有利于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解放和启蒙,有利于弥合左右分歧、形成改革合力,也有利于为扩大社会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政治参与,从而在未来的政治走向和国家发展中实现更多关切到民众自身的利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