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打的，与司机闲聊。不觉间谈起国家大事，是司机主动说起的。他相信习近平，因为我们的新总书记反腐动真格的，在钓鱼岛、南海、朝鲜等问题上的做法也让他大赞。“小日本就是欺软怕硬，菲佣哪个又不是？”“朝鲜这种白眼狼，就不该让他胡来。”他说。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习李主政以来，给了社会一种信心，一种希望。那位司机尚不了解的是，习李新中央领导班子的新政，顺应了自由学者也即中国最有智慧群体长期的建言良策。这代表了新中央正走向理性的智慧之路。而在理性的智慧路上，自由学者可以提供极大的支持。
但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坐不住了，那些极左分子也按捺不住了。何也？习李一开始的讲话就从法治、宪政等方面寻求治国主张，这种理性的智慧之道，让他们极度恐惧。如果中国法治社会得以实现，那么，既得利益集团不能继续贪腐，发不义之财。同时，法治社会也必然接纳自由学者，让极左派非常不自在。那怎么办呢？
于是一些人出钱，一些人跳将起来搞事。在当今中国，社会问题错纵复杂，社会矛盾冲突原本就比较多。这时，又有某些人事将起来，便让中央很为难。因为那些捣乱分子算准了个性较宽厚的新国家领导人急需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实施他们的治国方略，而不愿陷入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中。你不想争，便要挑起纷争。这就迫使高层默许一些收紧言论的行动。这样，对法治社会最具建设性自由学者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们不能缺少自由的呼吸。这就好了，对自由学者和中央的离间成功了第一步。
他们还要加码。接着，妖魔宪政的“雄文”及其他极左行动一起出笼。这样，就足以让自由学者以为是中央支持他们向左转了。也只有彻底割断自由学者和中央的可能同盟关系，才能彻底破坏习李建立法治社会的构想。没有法治社会，他们那些人胡作非为或胡闹才有空间。
自由学者包括民间自由思想者，是国家的最好正能量。他们的思想或有些左，或有右，但整体而言并不极端。作为一介书生，他们除了知识和思想，没有什么资源。真正的自由者，也难形成与政府对抗的强大组织。因为自由就是独立。再说，他们的作用也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自己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这已经足够了。
但是长期以来，极左派恰恰就是夸大自由学者“异议”言论。说他们的“危险思想”足以危害国家和社会。尽管60多年来，中国曾经发生的历史灾难和社会悲剧都是这些极左派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是，他们总能拒绝正视历史，并逼迫国家按他们的臆想来发展。国企、股市改革因为他们的干扰，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科学、文化、教育因为他们的干扰，长期失去了真正的活力。他们极力阻止建设法治社会，可没有法治社会，不可能建立社会新道德和法治体系，也不可能有效解决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他们不肯自省，反过来却说这是改革造成的恶果。
中国的士人，原本受儒道释思想影响很大。其中“邦有道，仕之；邦无道，避之”这种思想，根植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遇到值得效命的时代，他们愿意奉献才华；遇到黑暗时代，他们可以做隐士，不论隐于山林还是世俗社会。如今的情况仍然如此。如果可以奉献，他们愿意；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一想也就罢了。可是，如果中国让这些最有智慧的人沉默或避走他国，那么，文革再来一次的可怕悲剧恐怕也难以避免了。
极左派并不聪明，要不然也不会紧抱极左思想不放下。真正厉害的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利益集团。而那些利益集团也不聪明，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不考虑未来。国家不能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最终发展不可能持续，到头来，他们的利益也同样变成过眼烟云。
他们乱政的小把戏虽然很愚蠢，但却有极大的破坏力。说到底，就是有个意识形态悖论在那儿悬着，让中国很难办。其实，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之争就已经过时，不足道也。中国要做的，不过是正视历史，看准当下，展望未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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