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州的会面所选择的时间和形式，让不少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都感到兴奋。这不但打破了中美元首会晤的传统，而且是在大家原本预计两国元首最早要到9月才能会面时提前出现，更关键的是当众人都在揣测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时，两国元首开始了一种新的互动形态。虽然不少评论认为这次会面只是在形式上有所突破，在实际事务处理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这本来就是加州会晤的目的：为了让两国领导者能够打破藩篱，在严肃的排场之外进行沟通，以求突破传统格局的限制，让大家畅所欲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是持有这样观点的代表之一。
不少有心人将这次会晤与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晤相比，这显然是过高的评价。两位老政治家的会晤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不会再有任何复制的可能，但将同样的期许放到40多年后今天的习奥会上却也反映了人心所向。或者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某个地步，让人们对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未来走向寄予了极大希望。
如果习近平在去年访美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让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那么今天中美关系专家已经开始对其进行解释或说明，而两国领袖也愿意以此来形容它们之间今后关系的指向。这至少反映了大家都愿意面向未来，以“新型”取代“传统”，虽然什么是“新型”、什么是“传统”都还未作定义。在中国的思维认识里，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中，任何触发时代转变的格局转换都要求一种新认识。中国的崛起是这种格局转换的缘由。因此，不论对“传统”应该如何理解，都必将激发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这是主要的历史参与者所必须注意的，要以此来考察“新型”的内涵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如果我们将“新型”作为“传统”的线性发展，认为“新型”取代“传统”只是新思维取代旧思维，那么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新型”的意义。“新型”和“传统”是平衡的、多元的选项，这种看似先后的行为形态，其实是对世界观的不同选择，是对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差别追求。传统国际关系的内涵是权力逻辑、势力范围扩张，以博弈作为平衡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是以利益计算作为分析依据。根据这样的价值认知，传统大国必须尽力避免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甚至不惜一战，以此作为行为准则的国际关系只能够强调零和思维和寻求对有限资源的自私占有。这样的认知对于曾经是历史上最富经验的强国来说并不陌生，但却无法满足这个即将复兴的大国的政治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将“大国”界定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错，但却不足够，特别是针对“新型大国关系”这项倡议所指的范围来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新型大国”可以包括俄罗斯和欧盟，而且还可以将日本和其他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巴西归入其中，而且在适当时候将“新型大国关系”扩展为“新型国家关系”，那就对某个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相对“大”国的国际关系建立都有所提示，而且还可能彻底扭转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体系。一些学者可能认为，将其他大国加入这项倡议来讨论，会混淆中美关系的时代意义和需要紧急关注的范围，得不偿失。这种担心没有必要，相反，将其他大国加入，还可以让“新型”的建设事半功倍。它至少可以冲淡“传统”大国习惯了的那种傲慢，将所需要的平衡构筑在几个支撑点上，巩固其稳定性和牢靠度。中国一开始就不同意G2的提议也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G2看似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却不必要地将世界的和谐放到更为脆弱的框架里，而且有诱使中国放弃历史深度，割裂和第三世界普遍联系的策略嫌疑。
如果慎重审视“大国”这个概念，它还代表着一种落后，与“新型”显得不协调，“大”在这个年代好像并非科学合理的标杆。什么是“大”？国家的“大”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大”又是否有着恰当的匹配度？老子在形容“大”的时候，他所要表述的显然不是一种规模，更非简单用“量”作为标准的那种外在客观性。老子将“道、天、地、人”都比喻为“大”。然而，对他来说，这些能够涵括一切的“大”都是来自于自然，也就是说“大”是无边无际、威力无穷，道法自然，那种属于自然的沧海一粟也可以是这个“大”的指向。因此，纤小的以色列可以面对庞大的阿拉伯世界，贫穷的中国可以和最强大的美国打一场不胜不败的朝鲜战争，一支在贫瘠山洞里栖居的游击队就能够将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闹得鸡犬不宁。什么是“大”？数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在东盟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人口相对薄弱的日本借用军事力量能够对庞大的中国施以暴行，日本的经济力量甚至于曾经让美国为之寒颤，古巴这个小岛国就让美国尴尬了几十年。人口多是大吗？财富多是大吗？军事力量强盛是大吗？历史悠久是大吗？中国人口这么多却饱受凌辱一百多年，沙特阿拉伯钱多却无从享受大国的威望，核武大国苏联一夜之间被瓦解，古印度的悠久历史也没能抵挡住来自英国的殖民侵略而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历史。以规模取胜不是潮流所指，更不是现代话语所能够解释的。既然如此，在讨论“大国”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只是从规模或体量的角度来认识，这样做一方面放宽了以中美为标准的“大国”定义，也使两个大国关系的讨论不至于局限在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大”为什么需要一种新型认识？因为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而是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高度去反思人类的未来走向。它们要避免的不只是一些争权夺利的战争和经济利益博弈的伤害，不仅要从生存的、环境的、文化的、精神的角度，而且还要从国与国之间如何建立合作互助以及文化共融来认识。从这种层次去探讨，才能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对相互关系进行新型认识的独特意义，至少是在两种人文关怀的路径上进行选择和比较的意义，是对中西方不同文明选择的意义，这不只是中美两国文明发展所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够从这个高度去自我期许，那么这个“大”又何从说起！
当我们听到美国政府将这次习奥会的议题规划为五个方面（朝鲜、亚洲的稳定、深化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我们无法不感到失望。中美两国的关系难道就是一些具体事务吗？两国传统关系的脆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在具体事务上有效达致共识吗？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南海的航行权、网络安全，以及东北亚的和平都是美国的关注，那么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的存在，美国不断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关系的企图，在中国各种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指手画脚，是否就反映了美国围堵中国的真正想法？中美双方首脑的庄园会面如果陷入到这样具体而琐细的争论，会面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显然，习近平希望将讨论集中在更广泛的层面，以求两国能够从更基础的认识去展开互动。而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在内的众多学者也认为，围堵中国的想法既不实际也无必要，这应该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立场。对中国来说，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要让美国撤出亚洲的想法更是没有现实必要。另外，像人民币汇率或者网络安全问题，就好像华为难以进入美国电讯市场一样，其实都是在一段相互适应和习惯过程中的疙瘩，假以时日都能够抹掉。中美两国之间如果能建立恰当的管理层次，双方如果能打破传统认识，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文化和精神层面去交融，具体事务可能更容易解决。中美关系的核心就是“关系”这个词，而“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主要就是指“新型关系”。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关系包含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的说法是将“新型大国关系”放到技术层面，以直接和具体的行为来让大家明白如何认识“新型”之所在。从方法论的层面，这或许有助于人们对“新型”二字的直观认识。然而，对如何才能做到不对抗、不冲突，为什么要尊重和合作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只能够从认识论的层面才能够说清楚。
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国家纷乱，诸侯并举，如果要成就国家的统一，就要选择不同的路径，它包括“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一个国家所选择的路径就代表了其将获取的结果。从儒家的思想来看，这种国家关系的最佳指导思想显然就是“义立而王”。在无法不面对现实的时候，荀子认为首先以退而求其次的态度实行“信立而霸”也未尝不可。这种措施虽然不是以仁义为本，但却符合现实需要。但出身儒家的荀子，最终还是要求由“霸道”转入“王道”，也就是在治国理政层面高举仁义的旗帜。显然，对于那些依赖武力去强抢豪夺的手法，亦即靠权谋而立的做法，最终只会招致灭亡。
在先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里，除了短暂时期之外，这种儒家思想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在清末之后，中国的衰败没有让它的君王再有机会在国际关系中展现其仁义，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能够苟延残喘就不错了。但就算如此，中国也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外交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不论是在崛起还是衰败过程里，中国的外交思维都没有改变。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是最自主的“盟国”。而刚站起来的中国也无惧于军事强盛的美国。对于现代的中国，传统的“不战而胜、不攻而得，不劳而天下服”依然是其国际关系的中心思想，它的外交行为原则还是“虽不以仁义为本，却以信义处事”。中国在1955年万隆会议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以仁义为本”的外交纲领，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三分世界”理论以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都支持着这样的外交思维。既然如此，习近平所描述的“新型大国关系”又怎么会偏离这样的思想？！根据卡内基基金会所发表的报告，裴敏欣（曾经是该基金会的研究员）对美国对外“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进行了分析：自美国建国后，它有超过两百次海外军事行动，这可能是全世界以军事行动干预其他国家最多的记录。这些军事干预都企图为美国的战略或经济利益服务，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验证了对外的强权干预只能够失败的中国祖训。裴敏欣为了替这种对外干预寻求更佳效果而进行了研究，就好像这种干预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据上帝旨意的行事。如果从这个角度将它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比，“新型”和“传统”的差异就显得容易理解。显然，就算是打着正义旗号的对外军事干预，今天在美国国内也已经是穷途末路。
“新型大国关系”如何从屡战屡败的“干预治天下”过渡到具有中国智慧的“仁义服天下”，使目前的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我们在习近平上任伊始发布的《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出：“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基本都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进行调整，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必须反对这样的传统。
虽然中国必须同样以实力说话，但却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关系的变革提供新思路、新理论。”我们希望未来的国家关系（不仅仅是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应该从打破强权政治、构筑新国际观开始建立，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具有，也必须要具有这样的魄力和认识。
美国的“大西洋议会”（Atlantic Council）在去年发表了一份《遥望2030----在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的世界局势评估报告，该组织当时的主席就是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这份报告建议奥巴马要认识到他身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他有必要以长远的眼光去窥视美国的外交，并掌握好目前的政策，因为它将产生影响几代人的后果。这份报告虽然还隐约能看到传统大国的傲慢，甚至在某些地方依稀表现出围堵中国的意思，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直为美国单边主义摇旗呐喊的传统，强调了合作和积极参与到构建世界新秩序，而且必须将各种合作作为美国日后推进国际事务的基础，还特别指出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裴敏欣所强调对外干预的“国家建设”，在这份报告里转变为对美国自身的建设。虽然报告并没有要求美国反思自己以往的国际观，但细读它时还是能够找到一种模糊的提示。就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的报告《世界趋势2030：另类世界》（National Intelligent Council Report, ”Global Trend 2030: Alternative Worlds”）为例，它对世界实力版图将在2030年之前发生结构性变化进行了预测。报告认为，我们身处一个正要扭转西方自1750年以来的上升轨迹，并预期亚洲重新恢复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分量。报告还认为，不论是在经济实力、人口、军事、科技投资各个方面，亚洲的规模，相对于欧美各国的总和，都将会出现超越。在这份报告所预期的五种可能出现的“另类世界”状况里，中美的全方位合作是最理想和值得期待的一种。这份报告应该说对调整了心态的美国是否能够在一个崭新的“另类世界”里起着领导作用是持积极想法的。当然，报告认为这样的结果不可能来自自然放任的发展，而是需要欧美的领导者再次展现一种远见和魄力。
从上面三份报告所给予的不同观点和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对“另类世界”的认知，总的来说，是务实和积极的。对于中国，当它倡议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显然是为了让这种认识能够成为各个“大国”的共识。但我们不能够忽视保守的力量，特别是不能忽视自西方工业革命400多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实力和强权政治影响曾风靡世界的旧有的国家关系理论的影响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引用了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7年的警句，“一般人的习惯都讨厌去想象未来与现在所存在的极大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都抗拒为了未来而今天就需要做出的准备”。凯恩斯的观点在今天有着更符合现实需要的意义。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恩（Thomas S. Kuhn）在寻找科学发展轨迹的时候，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y Thomas S. Kuhn, published in 196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这种范式也可以在非科学领域里被解释为在特定时期之内人们普遍认定的世界观、认识论、基本原理、范例和方法。科恩提出范式的意义就是要说明科学革命是从一种范式转化到另一种范式的“跳跃”，人类生活的进步也只有经过多次这样的“跳跃”才能达到今天的地步。当社会学或政治学使用这个概念时，也是为了说明不同时期之间的转变所含有的“跳跃”，也可以代表了“革命”的意思，这当然不一定是暴力的。
在科恩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将世界政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转变定义为一种范式的转变。这种范式的转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就是为转变所积累的能量已经到达某个临界水平；第二是转变的条件已经被注意和认识到，也就是说至少一部分人已经能够认识到，前一种范式和后一种范式之间的差异已经无可避免，触动这种范式转变的因素也渐趋成熟；第三是存在着对这种转变给予关键一击的领导者或领导集体，他们将能够肩负起触发这种转变的政治魄力。
对于第一项条件，从过去三十年世界格局的变化，冷战的结束、苏东解体、中国崛起、西方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普遍经济成就、军事力量作用的相对减弱（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验看来），都向我们预告了这个世界正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结构挑战。让我们认识这种挑战、形成这种挑战所需要的能量，都从各个方面证明了它的规模以及它如何继续积累。作为第二项条件，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盘剥、无序的发展，以及资本扩张所制造的世界性贫富差距，都预告了我们必须重新搭建人类的发展模式。对于新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但从各种蛛丝马迹看来，一个更能够持续和与自然更为友好的方法，一个能够让各个参与者和谐共存、合作共赢的政治格局，已经成为大家协商的议题。对于第三点，这可能是范式转移的最大挑战，因为它要求现代的政客去宣告大部分公民都还不习惯的政治倡议，这并非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任务。虽然人类之间的沟通渠道已经极大地现代化了，但沟通的内容可能还是根据懒惰和虚无的那群人的标准而设定。只有依赖少数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民粹政客将无法完成范式转换的艰巨任务。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范式转移从来不是机器或学术争论的结果，而是时代领导者个人所要承担的艰巨任务。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新型国家关系”的认识普及是个长期的过程，中美双方根据习近平的倡议能从两个“大国”之间开始致力于“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设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伟大尝试。具有模范意义的、以中美关系为主轴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是否能够成功，显然不能缺乏中美领导人的领导力。这次加州庄园会晤至少给了我们一丝希望，这两位“年轻”的领导者，看来已经具备了必需的政治远见和良好愿望，认识到需要透过他们这一代去打破成规，选择一种“新型”关系，以一种另类的思维和眼光去审视未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引领自己的人民，走向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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