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和党内不同意见者的镇压，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由于莫斯科中部和俄国中部一些省份的粮食状况日益严重，斯大林被派到俄国南部解决粮食问题，六月四日斯大林到了察里津，为了完成征收粮食的问题，斯大林开始使用大量的恐怖的办法和残暴的镇压手段来完成的他的任务。他不仅亲自枪毙了几个“苏维埃的敌人”，就是对于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也采取残暴的镇压手段。
“大清洗”前的迫害活动
斯大林刚到北高加索，他开始把北高加索的一切指挥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时北高加索军队里有一批沙皇时代的遗留下来的军事专家，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些军事专家都采取的镇压的手段，如当时的北高加索军区领导人Ａ·Ｅ·斯涅萨列夫，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将军和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曾是志愿加入红军的最早一个，在他的组织下的察里津的防线，曾阻止了许多军队的进攻，为共产党初期政权的巩固立下了“大功”。但是斯大林到北高加索后，首先向他开刀，他指责斯涅萨列夫进行怠工，斯涅萨夫提出的保卫察里津的计划，斯大林诬蔑为是一种破坏，他不仅擅自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且把斯涅萨列夫本人和由军事专家组成的整个军区司令部的人几乎全部逮捕。在伏尔加河的一个大平底船上建造了一座漂浮的监狱，最后斯大林竟下令将这座监狱连同大多数犯人都沉到水下，连这些“犯人”也没有明白事情的真相就被斯大林杀害了。后来察里津战场斯大林出现的败局，但他又把责任归到斯涅萨列夫从“接收了溃败不堪的军队”。到了斯大林完全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斯大林在国内制造了许多所谓的“反革命案件”，其中大部分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冤案，从下面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中就可略见一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沙赫特案件”，该案件的被告是顿涅茨煤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被指控故意进行破坏，在矿井里组织爆炸，同他们过去的老板进行罪恶的勾结，以及购置报废的进口设备，错误塞进新矿井中，破坏了劳动法和技术保护法等。一九二八年夏天，苏联最高法院对这起事故进行了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除了有顿巴斯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外，还有乌克兰工业方面的几位领导人（他们似乎是组织指挥破坏了“哈尔科夫中心”）以及“莫斯科中心”的几位代表。他们被指控不仅同俄国企业家的各种侨外组织相勾结，还同资助顿巴斯的破坏组织和破坏活动的比利时，法国和波兰的资本家相勾结。结果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判了五十三名被告人，其中十一人被判死刑，其余大部人被判四至十年的长期监禁。斯大林还对这起案件进行长期宣传，所谓“沙赫特分子”，成了当时苏联的“破坏行为”和同一词。事实这起事故完全是斯大林“工业政策”的产物，据当时老肃反工作人员Ｃ·Ｏ·加扎梁（曾长期在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他证明说，一九二八年他曾去顿巴斯参加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的工作“经验介绍”，当时在顿巴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常常发生严重事故，造成工人死亡（矿井淹没和爆炸等）。无论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在这机关里有不少得势的人和敷衍塞责的人，因而在一些组织中受贿和盗窃之风盛行，至于对劳动者的利益不关心那就更不必说了。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答应犯人只要做出“所需要”的供词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从轻判决，他们从“高尚的”意图出发，便去进行捏造，以便“动员群众”，“激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其实捏造只是一个目的：消除广大劳动群众对热中追求工业化最高的指针的党领导的不满情绪。
此时的斯大林早被他的所谓“工业化”的神话所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愿意仔细分析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行为，他认为支持关于他们故意破坏的说法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因此，斯大林开始让人们总结所谓“沙赫特案件”的教训，号召党员去到各个环节一去寻找“沙赫特分子”。一九三零年，在乌克兰斯大林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件，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在这个臆造的组织中，其领导人是当时乌克兰最大的学者，全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Ｃ·Ａ·叶弗列莫夫，另外还有四十多位学者、教师、神甫、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家和医务工作者，他们几乎都被指控为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破坏活动”，执行国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指示，搞“某些国家情报机关的反间谍机关布置的特务工作”。乌克兰解放同盟也被指控策划某些暗害活动，甚至指控同波兰缔结秘密同盟，旨在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这些所谓的“罪证”也大部分是凭空捏造的。这个时期，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一个接一个，其影响较大的如所谓的“劳动农民党”案和“工业党”“联合常务局”等。
一九三零年斯大林又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由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农学家等组成，其中如优秀的经济学家康特拉奇耶夫（一九一七年为临时政府的粮食部的副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尤罗夫斯基，经济学家兼作家查雅诺夫，最大的农学家道雅连科等人。据当时的报导说，劳动农民党仅莫斯科就有九个主要的地下小组，有十万至二十万人之多，当时的莫斯科也只不过是一个一二百万人的城市，仅就“劳动农民党”就占了十分之一之多，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荒言和恶意的中伤。直到一九八七年，苏联最高法院才被迫撤消了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对“康特拉奇耶夫----查雅诺夫富家社会革命党集团”案件的判决，并恢复了所有被告的名誉，同时还报导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劳动农民党”。从一九三零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又一次审判,一次即所谓对“工业党”的审判。被指控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活动的有热工学研究所所长列·康·拉姆津，应用热工学和锅炉学制造方面的最大专家和技术与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拉里切夫，加林尼科夫、车尔诺夫斯基、费多托夫、库伯里雅诺夫、奥切金、西托尼克。据指控材料说，这八个人是似乎二十年代就已经建立的地下“工业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该党的任务是组织种种破坏活动，怠工和间谍活动，以及帮助西方准备武装干涉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当时宣布，“工业党”及其外国的组织成员总共约有二千人，他们主要是业务高度熟练的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工业党”审判案之后，过了几个月，在莫斯科，又进行了几次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联合常务局”案件的审判。被控告的有十四人：弗·古·格罗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瓦·弗·舍尔（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尼·尼·苏汉诺夫（文学家），还有经济学家金兹堡，政治经济学教授鲁宾等一批经济专家。在这两次案件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都被平反，从平反的材料来看，这些冤案大都是斯大林为推行他的经济政策，而对一些对其经济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专家的一种镇压。
前苏联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审判成了大规模镇压‘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借口，他们的代表在各人民委员部、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合作社组织和军队中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原立宪民主党党员，甚至是温和的保皇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及从前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者，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人在二十年代参加到布尔什维克一边。
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搞政治，另外一点是重要的，这主要是：所有旧专家全部对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不少好处。惩罚机关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给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专家’以主要打击。报纸上写道，‘专家’指使下的破坏活动处处皆是，法庭审判中揭露出来的仅仅是破坏组织的‘头头儿们’，而不是广大的参加者，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化学工程师维特考夫斯基回忆这段时期时，在其自传小说《半生》中写道：
一九三一年一月，逮捕浪潮把我卷进了监狱。各监狱都有人满为患。我被关进一间囚房，这显然是匆忙地把一个小地下室用作囚房，它只有一个小通风口朝向小卢比扬卡街……开始就迅速则又粗暴地作了解释性谈话，那情节就像侦探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原来我是一个有分设机构的反苏维埃阴谋的活动分子……为我发明了一种用来毒死政府官员的毒药……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军人……紧跟在他们后面溜进来的是几个神秘的密探。……现在真相大白，只缺我们供认了。
唉！我对调查根本帮不了什么忙，我只是肯定地说任何阴谋我都不知道，我与阴谋分子也没有往来……审问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有许多审问通宵进行。他们用围困法对付犯人。但让犯人坐着进行。
过了一个月，我这个废物被转到布特尔监狱……部分犯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有些犯人没有任何铺垫的东西。在囚房里，我的旁边有六十至八十人；其中有几位教授，多半是技术专家，工程师至少有五十个，还有少数军人，作家和演员。难怪当时的人们把监狱叫做“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之冠。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资产阶级”专家中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伊热夫斯克兵工厂总工程师拉德任斯基；铁路建筑和运输方面的最大专家维利奇科（他原是皇军队中的一个将军）；马铃薯育种方面最大的专家之一洛尔赫。俄国最大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拉扎列夫也被捕，并被流放。根据关于成立保皇派反革命组织这一诬蔑性的指控，逮捕了大量忠诚而有功劳的军队指挥员和专家。其中有著名的军事科学家卡库林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斯涅萨列夫，他曾任总参谋部学院院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刚刚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用地上有一个改装为住房的平房式的飞机库，里面关着二十个被捕者，主要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工程师，如飞机设计师格里戈罗维持奇和波利卡尔波夫，飞机装备设计师纳塔什凯维持奇，静态试验工程师克雷索，空气力学家冈察洛夫，生产组织者科斯特金。他们只准到工厂用地上去劳动，工厂的工作人员之间称他们是“工程师破坏分子”。
逮捕浪潮也波及人文科学。被监禁的有科学院士普拉东诺夫、塔尔列、利哈乔夫、巴赫鲁申、特霍尔热夫斯基、维诺格拉夫、苏联品种试验体系创始人之一和育种家塔拉夫，自然科学史大专家拉伊可夫教授。被捕或流放的还有哲学家迈耶尔，历史学家巴赫金，历史学家格雷夫斯，文艺学家，巴赫金，以及其他几十名当时有名的学者。
后来，这些人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许多人几年后被释放，并在科学飞黄腾达，例如塔尔列、洛尔赫、维诺格拉夫、诺拉诺夫。他们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是一些重要的科研机关的领导，受到人们的尊敬，获得了勋章和称号。而别一些人----卡库林、斯涅萨列夫、拉扎列夫、普拉东诺夫则死于监狱，只是在死后才恢复名誉。在一些现代百科全书中可以找到对他们简介，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出版。但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许多科学家至今都没有恢复名誉，而且有些人则完全被人遗忘了。”
斯莫尔尼宫血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个年轻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尼宫，用左轮手枪击毙了列宁格勒宫组织的人，中央政治委员谢尔盖·基洛夫。这一天，基洛夫正在斯莫尔尼宫主持召开州委员会的会议，被人叫出接一个电话，就在基洛夫开门一瞬间，枪声响了，基洛夫躺在血泊里双腿还抵住了门，与会者纷纷冲向门口，可一下子难以把门推开。地上还倒着一个失去知觉的不为州委员们认识的尼古拉耶夫，他身边，是失落在地上的手枪和公文包，而此时，基洛夫的贴身警卫和走廊上不见一个人的踪影。过了一会儿内务部的人员赶到，将尼古拉耶夫逮捕。但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似乎好像提前已经得到消息，斯大林立即赶到列宁格勒，他斯大林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随后，敦促内务部组织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而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也在随后的一次被押解的途中的所谓“车祸”中秘密死去。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案件，苏联政府的第一个公报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从芬兰，立陶宛的波兰窜入苏联的众多恐怖分子之一。几天后，苏联报刊又报导，内务部已经逮捕并处决了一百零四名白卫恐怖分子。于是，在报刊的鼓动下，一场反击“窝藏在西方”的白卫组织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据说，这些组织派特务到苏联进行恐怖活动已经不止一次。然而就在凶杀案发生后经十六天，形势急转直下，对于杀害基洛夫的案件的侦察也是以异常匆忙的态度进行，十二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又公布了新的结果，称尼古拉耶夫是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恐怖组织的成员，是反对派的“列宁格勒中心”决定杀害基洛夫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基洛夫有特殊的旧账。“列宁格勒中心”一些成员的名字也被点了出来。十二月二十七日报纸公布了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的调查员舍伊宁签名的“起诉书”，起诉书断言，杀害基洛夫只是包括杀害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成员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还在进行侦察时，斯大林就向内务人民委员会部索取“没有解除武装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名单，并亲自编写了“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的名单，斯大林把某从前的反对派分子列入了“莫斯科中心”，后来又改 “列宁格勒中心”，或者相反，所有被斯大林点名的全部被捕。如果说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了基洛夫，似乎“合乎情理”，但是人产生怀疑的是，季诺言维也夫分子这样干对他们的处境有什么好处。而对于斯大林来说，重要的只是做出迅速审判，处决被告人，以达不留痕迹的目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为什么关于杀害基洛夫的说法，一会儿是白卫恐怖分子所为，一会儿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所为。显然，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是有“一箭双雕”之作用，基洛夫是斯大林预谋杀害的政治对手，而季诺维也夫则是斯大林旧日的政治对手，通过此办法斯大林可以将两人都除掉。问题是斯大林为什么要除掉基洛夫，基洛夫在反对季诺也夫和加米涅夫，特别是参加斯大林对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他曾批评斯大林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的政策）的迫害中，曾为斯大林大林立过功劳，现在斯大林又选择他为新的政治对手，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季可夫等从政治局被斯大林清除后说起。
自从斯大林在政治清除了托季加布这些主要政治对手，在当时的政治面局内部似乎再也没有能与斯大林抗衡的力量。但是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又开始与新的政治局成员在权力上发生冲突其表现为斯大林越来越喜欢用一些听他话的人，而不喜欢用一些挑毛病的人，这样在政治局里又形成了一个对斯大林持温和批语态度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是一一基洛夫、加里宁、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而基洛夫则是他们中间的核心人物。在一九三三年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发生饥荒时期，斯大林坚决主张要对从农村的村镇里逃跑出来的农民加强镇压，而基洛夫则主张采取克制态度。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基洛夫主张在农村“恢复苏维埃政权”，因为自从实行集体化以来，在农村实行了一种紧急状态制度，在大多数地区，权力归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在一九三三年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发表讲话，主张实行更为灵活的政策，实行某种“自由化”的制度，他的讲话得到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一九三三年，在基洛夫的影响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党内的影响开始有所东山再起。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反对对以前参加过反对派的人进行镇压，于是一些反对派又回到党内来。基洛夫还主张改善党与作家以及进行创作的其知识分子集团的关系，在他的参加下通过了关于撤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筹备召开全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在全苏有当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群众观点中都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统治产生不满和失望以及反对的情绪。其中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第十七代表大会上已开始表现出来，大会表面还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忠诚，但实际上以基洛夫为首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已开始在秘密酝酿如何削弱斯大林权力的问题。在会议期间，在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奥拉赫什维利和米高扬等人的参加下、曾在莫斯科一些负责干部的家里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厅，他们建议把斯大林调到人民委员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岗位，而选举基洛夫来担任中央总书记一职。关于这些在一九六二年由苏共中央书记波马廖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中也曾提到。而在二月九日代表大会举行的选举中央委员的投票中，乌克兰人民教育员扎东斯基被选计票委员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维尔霍赫为副主席。在二月九日夜里当计票委员会打开票箱时，发现斯大林得到的票比其他人都少，投票反对基洛夫的人有三票，而反对斯大林的竟有二百七十票，由于当时的中央委员完全是一种等额选举，斯大林就得以当选，当扎东斯基立即把投票果报告给负责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岗诺维奇，卡岗诺维奇下令把划掉斯大林名字的选票全部收走，后来斯大林知道了这次投票结果，他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没收的这些选票进行全面研究。而这些投了反对票的人最后都成了斯大林后期镇压的对象。十七大代表的投票表明斯大林的权力开始受到以基洛夫为首的一些新的“权力者”的挑战。尽管斯大林依靠他的警察统治仍然牢牢的掌握着最高权力，而基洛夫凭借他的充沛精力，卓越的演说才能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在许多方面的影响在不断增长，在一九三四年时，他无疑已成当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当斯大林第一次重病时产生了他有可能成为总书记职务的继承人的问题，政治局赞成基洛夫为候选人。
但是斯大林是不喜欢这个不听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的人，十七大后斯大林曾坚持要把基洛夫调到莫斯科来，但是基洛夫本人却不喜欢在斯大林眼皮低下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明显疏远和冲突起来，斯大林几乎不再给列宁格勒打电话，十七大后在党内产生的反斯大林的情绪，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斯大林开始下定决心进行秘密的反击。
对于基洛夫被刺一案的内幕，后来被斯大林陷害致死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小姨子莉季娅·诺德，她的回忆被转载苏联《卅年代纪实》一书中，她写道：
杀害基洛夫是秘密特别审讯处精心策划的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事件。
一九三四年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区管理局负责人扎波罗热茨接到火速前往莫斯科的通知。在抵达卢比扬卡后，有人将一封密信交给他。扎波罗热茨拆开一看，发现有一张由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托尔昆签发的宫内通行证，还有一张印有克里姆林宫电话号码的小纸条，他可以凭此随时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
扎波罗热茨与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进行了单独接触。
随后，他就连夜赶回了列宁格勒。一到管理局，他就要求部下向他提供文化素养高、平时表现积极的党员活动分子的履历档案，并且整整查阅了两天时间。很显然，正是这次莫斯科之行，扎波罗热茨从波斯克列贝舍夫那儿得到了一项极为秘密和重要的任务----组织杀害列宁格勒州党的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扎波罗热茨在查阅党员履历时，一个叫尼古拉耶夫夫妇的材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在这份档案材料中，扎波罗热茨意外地发现了两封控告信，一封信说尼古拉耶夫好争风吃醋，扬言，一旦妻子变节，他就敢于杀死她和她的姘夫。别封信则涉及尼古拉耶娃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她婚前有两次风流韵事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其中第一次恋爱的结果是怀上一个孩子。控告信最后指出，“尼古拉耶娃特别容易招惹男性的追求，以致在许多党员家庭引起不愉快的纷争。”
当天晚上，扎波罗热茨出席了在党员俱乐部举办的皮奇科夫斯基男高音音乐会。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尼古拉耶娃身上透出的诱人魅力。在音乐会上，一位男子竟如痴如醉地盯着她，结果引起了她丈夫的病态反应。这一现实使扎波罗热茨对上述情况深信不疑。扎波罗热茨为波斯克列贝舍夫准备了一份详尽的秘密报告，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方案。斯克列贝舍夫对方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然后脱口而出：“你们放手干吧！”
几天以后，有人就开始出面威胁尼古拉耶娃，扬言要把她那段不光彩的艳史和生孩子的丑事捅给她丈夫。而对这种情况，她屈服了，答应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个人的“一点小帮助”。
……有一次，基洛夫有闲去马林斯基剧院的“政府包厢”欣赏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当第一幕演到一半的时候，尼古拉耶娃奉命也悄悄进入这间包厢，不动声色地坐到离他较远的一张圈椅上。
扎波罗热茨在此显示出了卓越的心理学家的才能。基洛夫平时确实喜欢与漂亮女人接近。不过，基洛夫绝不是“好色之徒”。演出期间，包厢里回荡着基洛夫爱听的音乐，散发着令人陶醉的女人气息。待到第一幕幕间休息的时候，他看清了尼古拉耶娃的花容玉貌；
在第二次开幕的休息的时候，基洛夫又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这位年轻的女性，并问她喜欢不喜欢歌剧，对方很快就报之以“十分爱听”的回答。此后，尼古拉耶娃就想方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就从这时开始，双方沟通了感情，但扎波罗热茨所关心的则是使这种感情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没几天，他俩又在公共场合“邂逅”相遇，基洛夫让尼古拉耶娃搭乘自己的汽车，并亲自送她回家。这种交往一直在暗地里进行着。
尼古拉耶娃经常同扎波罗热茨在一个秘密宿舍接头，并且从他那里领受进一步的指示。不久，尼古拉耶夫彼派到外地出差相当飞一段时间，他走后，基洛夫和尼古拉耶娃的来往更趋频繁。当双方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尼古拉耶娃就和自己的爱慕者在自己“姑姑”家幽会，确切地说，这是一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房子。同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党内特工人员卡塔雪诺夫也与尼古拉耶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初，他极力把尼古拉耶夫的注意力从其妻子和基洛夫身上转移开。可是，在实施扎波罗热茨阴谋的关键时刻，卡塔雷诺夫则力图“唤起朋友的警觉”。他公开向尼古拉耶夫暗示说，基洛夫一直在向他妻子献殷勤。时间久了，听的风言风语多了，尼古拉耶夫渐渐起了疑心，醋意骤起。不仅如此，卡塔雷诺夫还当着尼古拉耶夫的面有意辱没基洛夫的领袖声誉，煞有介事他说什么他与周围一些女党员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以及其他个人品质方面的弱点。尼古拉耶夫在听信这些煽动后，终于中断出差，偷偷地返回居住地，开始了对妻子和基洛夫的跟踪。
因争风吃醋而酿成的凶杀无论发生在室外或秘密宿舍都不符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计划----他们一心想赋予这一事件以“政治谋杀行为”的性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清晨，尼古拉耶夫在基洛夫办公室外的一个角落守候。而基洛夫依然像往常那样，同迎面来的部属打招呼。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人行迹可疑，情况有些蹊跷。当他正准备离开那里的时候，尼古拉耶夫断然朝他开了一枪，基洛夫应声倒在血泊之中。经侦查确认，子弹正中后脑部位。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尼古拉耶夫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是有意杀死基洛夫：“我杀死了一个奸诈的人，他抢走了我的名誉和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知道这会带给我什么后果，我已作好了死的准备。”
从基洛夫被害到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这段近二十年的岁里，苏联官方的结论一直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分子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直到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告”中提出了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他认为“这一谋杀案是亚戈达策划的，如通常所说，亚戈达是能够只根据斯大林面授的秘密委托而行动的。”这是苏联官方公开承认基洛夫是斯大林的阴谋。
现在所谓的“基洛夫被杀一案”事实很清楚，这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真正的策划者是斯大林。斯大林通过他的内务部长亚果夫，然后指使列宁格勒内务部领导麦德维季对基洛夫下毒手，在基洛夫被杀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名为调查，实为检查那些为掩盖真象而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当他发现“内务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时，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去消灭痕迹，立即下令枪毙直接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秘密处决所知道内务部插手过这一案件的人。斯大林企图永远隐瞒基洛夫被杀的内幕，可万没料到，这一次谋杀中，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杀时，他的贴身警卫居然一个也不在场，这件能不引起州党委成员的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都知道，基洛夫被杀的两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私藏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而被抓住过，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两周后又把通行证发给了这个凶手呢？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证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权“镇压”的，恐怕还要算斯大林紧接着下达给阿格拉诺夫和米隆诺夫的一项命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内务总局，这些在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党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等单位工作的骨干分子被勒令在一周之内离开莫斯科，前往远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新的工作岗位。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干部被这样赶出了列宁格勒。这很像几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失败后在各大城市开展的那场“清洗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运动一样。斯大林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消除人们对基洛夫被杀一案的怀疑。而那些曾在此案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如当时列宁格勒的内务部头子麦德维季，而在以后的一九三七年又秘密将知道内情的麦德维季处死，至于为这件事出力最多的亚果夫也在斯大林几年后的第三次大审判中被子处死，这样斯大林实际上也就完成了他的“一箭双雕”的“一雕”，剩下的那“一雕”斯大林就可以大张旗鼓的明目张胆地进行。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