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执政领袖还是平民百姓，既然都是人，就必然具有人性共有的特征及弱点：比如，面对名誉、面对财富、面对异性，都有大致相同的心态。正因如此，一个真正文明、公正的社会，都需要有颁布实施“领袖与平民一视同仁、且必须接受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监督的法律及政治制度。1972年的这个时候，美国发生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导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首这一事件时，或许心态更加淡定、思维更有理性。
在此，我要与读者分享的体会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新的世界利益格局下，曾经的水门事件对全球政治领袖有何警示，特别是对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民众有怎样的启示。 首先，“水门事件”使很多政治家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一个国家其政治权力的原始股东是人民，人民始终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主动权，把政治权力何时授出、何时收回，必须由人民自主决断。严格意义上讲，尼克松不算辞职，而是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的，因为他是在美国司法部启动弹劾程序且已经获得三项通过后，而被迫辞职的。当时的情形是：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盖开脱，并设置重重障碍阻挡调查，尼克松政府里的许多人被陆续揭发出来后，才发现直接涉及尼克松本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危机。尼克松滥用行政权力来维护自己利益和声誉的做法，惹恼了捍卫民主的美国公民和崇尚公平自由的新闻媒体，于是美国众议院决定，由该院司法委员会负责调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证，为弹劾尼克松作准备。１９７４年５月通过法律程序，由法院责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6月25日，司法委员会决定公布与弹劾尼克松有关的全部证据；7月底，司法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尼克松被迫于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遭弹劾而辞职的总统。
这一事件说明：美国的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把政治权力通过合法程序赋予执政的政治领袖，但是若执政者违背了人民意志，人民就会毫不犹豫地收回政治权力。对于诸多大大小小的、日益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政治文明的进步，无论是消化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还是研究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现方式，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破解：人民以何种合法、公正的规制和流程，把执政权力交给执政领袖及其执政集团，又怎样能对不信任的执政者，随时收回自己的权力，做到收放自如。只有这样，政治领袖和各级执政官员，才会正视人民的利益并严于律己。这也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合理的民主制度和公正的司法约束，任何伟大的政治信仰，都无法建立在政治人物伟大的个人理想、政治觉悟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上。 其次，水门事件使很多政治家认识到：重大政治丑闻或执政败笔事件，是推动政治文明进步和制度完善的重要契机。尽管水门事件发生后，全球不少国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特别是那些实行封闭集权政治制度的国家，纷纷兴高采烈地向本国民众爆料：高度民主的美国原来也是黑金政治、丑态百出。然而，水门事件这个丑闻，不仅检验了和证明了美国公民可以收回政治权力，而且大大推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比如，水门事件后，公众和媒体更加仔细的检查公众人物的背景，并导致政府将会议和记录向公众公开；更重要的是，水门事件促成美国政府分别通过了阳光政府法、政府道德法、总统记录法。其中阳光法案要求政府机构除了例外情况，所有的会议向公众开放；政府道德法案要求公共官员披露他们的财务状况、雇佣历史，对游说行为进行限制；总统记录法要求记录总统所有的文件。水门事件后，对于参加政治竞选活动的捐款资金也做了日益严谨的规范和约束。到1975年以前， 32个个人和19家企业被定罪或认罪违反了竞选捐款资金，比如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大亨Goodyear，美国航空公司的Northrop以及海湾石油公司以及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等。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后来修订了1974年的联邦选举竞选法，对捐款和开支限额进行限制，创建了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创建总统竞选的公共融资制度。
上述情况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崛起历程中，都必然要经过一个由集权向民主、由封闭向开放、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很多重大政治事件。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国家的执政领袖及其执政集团，恰恰是因为以开明理性、客观求实的态度和策略对待政治事件，才得到人民的理解和宽容；否则，人民采取的只能是极端的暴力方式，强行推翻现政权，收回属于人民自己的权力。尼克松虽然在其任期内做出了非凡成就，特别是在出访苏联、破冰中国之旅和结束越南战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任何一位美国人都知道，他无疑也是美国政治历史上一位非凡的总统。但是，政治功劳簿上的任何政绩只代表昨天，不代表今天和未来。尼克松被弹劾，这不仅是对美国二百年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美国共和党遭遇到的巨大危机。但是，美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推倒共和党。相反，经历这次事件，美国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和成熟。对于那些尚在开放和加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执政者面对执政过失或政治丑闻，越是掩盖所谓的“家丑”，越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不满。因此，政治文明的进步，首先不是体现在政治口号多么响亮，而是执政者的政治态度是否开明。 再次，水门事件印证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无情与有情。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尚在总统位置上，他显然拥有极大的特权，所以他的内阁中，不乏“铁杆道义”的朋友为其两肋插刀。然而，司法部长是总统任命的，但却毫不领情。当总统受到特别检察官的追查时，司法部长却拒不执行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的命令，声称“宁肯辞职也不那么做”，使得尼克松企图以权力掩盖违法事实的行为一步步受挫。这就是民主文化价值观在这个国度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整个事件处理完毕后，美国总统的权力又突显了它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情感色彩：那就是总统继任者卡特对尼克松行使了特别豁免权，使得尼克松逃避了法律的惩罚。卡特总统的做法显然也是法定程序认可的，一切又都在法律的界限之内。这说明，民主制度有其严肃威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也有类似中国的“刑不上大夫”的变通法则，只是这一变通，不是某位权势者个人随心所欲或者暗箱操作，而是光明正大地依法行事。而此时的人民，却显得那么雍容大度，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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