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于6月18日正式启动。按照指示，活动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
每逢历史关键节点，中共领导人就会祭起“整风”的大旗，掀起一场大范围的运动以达某种政治目的。在当今左右思潮之争日益激烈、官商勾结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此次“整风运动”能有多大效果，值得深思。
习式整风：特色道路的自我救赎
香港《大公报》评论指，这次会议是继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1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中央在两个月之内举行的又一次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的大会，掀启了全党整风的帷幕。
香港《文汇报》27日刊文指出，中共中央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重点开展党内的整风活动，传递出新一届中央对执政风险的深刻评估和迫切的忧患意识，也显示新一届中央的决心和魄力。
另有港媒把此次运动的实质解释为“中国执政党与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自我救赎运动”：此次“整风”要向人民证明中共执政的可持续性，要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的运动，它关乎中国道路能否持续兴旺，关乎中国能否持久富强，关乎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的福祉安康，也关乎世界和平发展的前途命运。
思想上整肃清党，为打老虎造势
此次会议，习近平明确整党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共党章涉及的指导思想无一遗漏，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习式政治观的红色传统。
有消息称，习近平有意改变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但又恐影响党内团结，今次整风，或从思想上先为“打大老虎”造势。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可能是“打大老虎”的前哨战。因此，他对整风方针的诠释中，对“正衣冠”一节特别申明“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
中共此类全党教育活动并不罕见
远的不说，且看胡温十年，中共就开展了多次有中国特色的“全党教育活动”。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党开展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按照十七大的部署，中共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如此大规模、高投入的全党党建，对一个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组织来说，保持“学习”的效率，实非易事。
中共历史上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清除党内异己，建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的喝彩，人们都对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的是共产国际，等于是钦差大臣的身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附和他的言论。
毛泽东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毛泽东刚刚到手的领导权又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这个危险产生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发展，深入到敌后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
王明则认为抗日必须遵守国民党的领导，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随后的岁月里，王明来到武汉组建了长江局，由于王明获得周恩来的部分支持，因此长江局俨然成了中共的第二朝廷，开始涉足对军队的指挥领域，形成了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国际派的势力再次崛起，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他于是利用武汉会战后武汉失守的机会，撤消了长江局，消弱王明权力。1941年，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来彻底清除王明集团在党内的影响，其方式就是整风运动。
1942年春，毛泽东正式发动整风运动。他自己并没有亲自走上前台，而是在幕后指挥，实际执行由康生来操作，这样一来，毛本人进可攻，退可守，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必须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毛泽东还派人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二十二个文件》等多种材料，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阅读，还必须写自传，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清算。毛泽东利用自己的组织权力出手又快又准，王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参见蓝英年《康生在延安》）
胡耀邦那时也被康生搞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据说多年后，胡耀邦提到康生还心有余悸。
然而就是靠了整风这样的运动和康生这样的打手，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
1957年整风：“和风细雨”到疯狂反右
因为1942年的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
1957年，因执政党工作作风引起的社会不满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毛泽东感到了统治合法性危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
但事实上，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巩固自己地位化解统治危机。
当然，毛泽东斯时展开整风运动，除了挽回政党统治合法性外，也还有自己权威遭到挑战的原因。八大后，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如何走出“整风”的历史怪圈
中共在过去也出台过很多有关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规定和制度，但很难走出在作风问题上的“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中共历史上所谓的整风运动，其最根本动机就在于为新权威立威，同时消除旧权威影响。因而，每次政权更替之际，我们都会看到它的阴影。
然而，领导人上任伊始的整风运动，也许会得到来自基层民众的支持。重庆唱红打黑，大搞民生，之所以赢得部分民众拥护，其实反衬了他们对这个党的某种复杂情绪，一方面有失望之感，另一方面又寄予很大的希望。这种感情是中共还可以依靠的宝贵资源，不能听任它继续流失。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共有必要开展一次新的党内整风。可以通过一次整风，来表现出党有改正和改造的决心。让民众对其刻板印象有所改观。如能吸取过去整风的经验教训，如能有行之有效的新机制，也许会改变目前失信于民的尴尬局面。
但真的整风，一定不是关门的，而是面向人民群众的。因为干部的作风好不好，公众和舆论最有评判权，所以他们也最有积极性去监督官员。这就需要有限度地开放媒体和舆论，使他们敢于去行使监督权利。
除此之外，中共还要能大幅革故鼎新，真正向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开刀，依靠法治建立长效机制，取信于民。否则，任何形式的“整风”，到最终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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