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的讨论在中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话题。早在十八大前，中共官方喉舌报便在政改路径问题上频繁“过招”，并将焦点锁定在了摸着石头过河上。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倡政改，外界将此解析为正式将政改重担转交给了接班人习近平。围绕政改所做的官样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主调不外乎调整优化而非推倒重来。对此，原供职于《学习时报》的邓聿文提出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邓聿文首先提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提出的“低度民主”论。后者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政改路线图”。但邓聿文表示，自己想做点修正，把“低度民主”分成两个阶段，即宪政阶段和低度民主阶段。为什么要把宪政阶段单独拿出来呢？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动乱。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所以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
邓聿文设想的中国政改路线图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也可以把这个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称为民主三步曲。
当被问及高度民主阶段的普选里边仅包括民选各级领导人，还是涵盖了西方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时，邓聿文直言，“当然包含西方意义上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成分，否则就不叫普选”。但根据他的理解，邓小平在提出“经过半个世纪可以实行普选”的设想时，是不包含多党轮流执政的，邓所谓的直选领导人，只是直选中共领导人。“这是我跟邓小平的普选的区别。”
新加波国立大学郑永年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将中国的改革步骤按照先后顺序划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针对郑永年的改革三步走的提法，邓聿文也呈明了个人观点。“从理论或改革的一般经验来看，郑永年说得没错。但这有一个前提，所谓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孤立进行的。比如说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可以有社会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的成分。只是有一个先后主次的区分而已。至于倒逼式的改革能否转向更加自主的改革，我认为不会，改革从来是倒逼式的，是内外环境逼得没法才不得不改。当然，历史上也有统治者主动推动的改革，但极少，这需要改革者有长远的眼光，跳出本集团的利益。当前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很难跳出自己的圈子，去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考虑。”
所以，中国要想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得依靠大规模的运动和社会危机来倒逼才能实现。不过其中也存在一种矛盾，一旦社会危机爆发，是否可控？万一不可控了，危机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讲，他们会逼问政府：为什么到现在才改革？民意反弹空间会很大。因为在社会危机来临时，必然性和偶然性交错，任谁都很难预期走向和最终结果。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当改革以倒逼的形式进行时，民众给当局的试错空间很小，政府一旦犯错，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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