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傅斯年任北大校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大炮”的眼光和脾气
战争期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因为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事，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一段有名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如此耿介、自信，是傅斯年的一贯风格。这场战争让历史再次染上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的干将的个人色彩。
“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抗战时期，傅斯年观察时局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有历史感，学者傅国涌梳理了傅斯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著述，认为其对时势的洞察把握，尤其为人称道。傅国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出版了《东北史纲》，以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当年8月，他撰文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即使接受他们的“最小限度”的条件，也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
这是傅斯年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中国无路可走，只有就地抵抗，只有有组织地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他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陆海军强大的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日美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中。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不仅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认定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最后还是要抗战到底。此可见他的史家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国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他意料之外，早在抗战18个月后，1939年初他撰文，呼吁只要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就不能维持下去。1944年7月9日，正值豫湘桂大会战期间，日本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连下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傅斯年却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判断这是日本万不得已的下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陆上的地位，等待时机向盟军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中国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直言自己军事上的乐观，认为“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同样是史家，老一辈的史学家陈寅恪从清华园西迁至云南蒙自后，做诗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次南渡为例，唯恐难以北归。这是陈寅史家的眼光。傅、陈二人对局势判断如此不同，只能说两代史学家观察的角度有别了。
参政不做官
傅斯年从未在重庆政府任职。只是从1938年起，担任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向来不愿从政，但抗战如救火，他视同征兵，义不容辞。
这个战时“征召”的参政员脾气很大，决不尸位素餐。傅国涌：从1939年到1945年，他在参政会上或以提案、或以提问、或以口头询问、或以质询等方式，就财政、内政等问题向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心人物之一孔祥熙提出尖锐的质疑，“傅大炮”的称号因此而来。从1938年起，更几次上书蒋介石，直言豪门权贵、长期掌管着国库钥匙的孔祥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他从物望、才能、用人、家风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劝蒋把他换掉。
如此，才出现了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时那一段精彩对话。
1944年，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被轰下台，其中就有傅斯年多年的呼号努力在内。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道义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抗战甫一胜利，1945年10月，傅斯年从重庆赶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常委，一个月后才返渝。此时西南联大的局势，已非初去时“跑警报”、“泡茶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平和景致。早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腐败和物价飞涨、教授赤贫，使得昆明的教授们越来越激烈地批评中央政府，要求实行政治改革。
傅斯年回到重庆没有几天，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炸死学生的“一二·一”事件，傅斯年随即赴昆明调解学潮。
傅国涌：傅斯年处理“一二·一事件”后的学潮应该说是成功的，他在不伤害学生、教授的原则下、通过教授会议的渠道平息学潮，最后以国民党当局向学生妥协告终，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品质。他赶到昆明的当天就对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他对学生的感情已包含在这短短几句话当中。许纪霖亦认为，处理“一二·一事件”可见傅斯年的才干。
在这种“走钢丝”的关键时刻成功走到了彼岸，但在代理北大校长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大炮”本色为历史增加了纷繁的歧义。
傅国涌：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赌咒发誓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远去西南边陲的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像周作人那样有学问的，他也绝不宽恕，在他看来这是“正是非，辨忠奸”，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大北归后，傅斯年每次提到罗振玉都要加“老贼”二字。在写给夫人俞大彩的信中，傅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说的“胡先生”是胡适。傅斯年举荐胡适战后出任北大校长，却又在一年代理校长期间，为胡适处理了那些最“得罪人”的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办法使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这个“不够宽容”的傅斯年，就是如此是非分明、毫不拖泥带水的决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