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后台

南方周末报社编辑了一种丛书叫《后台》，已经出版三辑。据说卖得挺好。卖得好，出得就难：因为影响力大嘛，要是卖不出去，或只印个几千册，人家就懒得睬你，让你自讨没趣、自生自灭。记住这一点，不仅对于“读懂中国”很有用，而且对于想干点事的人学会妥协、学会忍耐也很有用。

这套丛书所用“后台”一词，相当于舞台戏台（前台）演出的“后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演员怎么试衣换行头，舞台监督如何调度、指导甚至训人。广告说南方周末《后台》出版理念是“追寻真相”的真相，是要对于报纸上“没有表达”的给予表达，“展现了一份影响全国的报纸新闻生产的秘密，展现了一个不断追求的媒体新闻后台操作的真相。”书中文章的价值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超过《南方周末》的公开报道：不仅对新闻系的学生有用，而且对普罗大众认识中国万象也有很大帮助，毕竟记者是到处“钻”的人嘛。

我可不想为《后台》做推介，因为它只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社内部交流读物《马后炮》的删节本、“洁本”。对于我这个从未当过记者（更谈不上当揭黑调查记者），坐在办公室隔山放空炮的时评作者，了解中国官场和民间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马后炮》那是太有味（五味杂陈的味）了！

以上的话只是起兴，也是兴之所至，想传达一点什么信息----你懂的。本文要说的“后台”却是俗话里通用的含义，同义词是“靠山”、撑腰者、庇护者，同义语是“有背景”。

且说前两年我还未退休时，常有境内外同行和大学新闻系师生问我，《南方周末》真有什么后台吗？这样当面问我的人，我感觉都是善意的求解困惑----为什么“南周”能“一纸风行”这么多年，在周末报里一枝独秀？为什么南周历经风风雨雨而挺立未倒？说这些人是善意的，自然是感觉有些人在网上也提过类似的问题，却居心可疑。这些人往往自问自答，如果不是误解，不是有意曲解贬低，就是存心诋毁。一曰“南周”是中宣部有心搞的新闻舆论界的“特区”，另一种“特供”，以之对外证明中国有新闻自由，是“形象工程”。这种“阴谋论”，可能是某些“最最革命”者的腔调，也可能是新闻界某些同行出于嫉妒或为自我怯懦辩解而口出此言。二曰“南周”是“汉奸媒体”，是有“美元”暗中支持的。这当然不只一驳。说这种话的人不过是在袭用“文革”整人的老谱，扣政治帽子，贴标签，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套。这样说话，岂不是在检举国家安全部门渎职吗？进一步，说“南周”是特许的内外勾结“汉奸”卖国项目，国安才不管，那不是在指控执政党的宣传主管部门“卖国”吗？当然，这帮人可能是真的“脑残”了，他们不可能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只顾随地吐痰自己痛快。

言归正传。我以前对提问的回答，大致是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南方周末能从广东省的一家文化娱乐小报，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时政类为主打的周报，当然是新闻市场的选择，百万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她的“后台”。作为时政类媒体而非消费者指南类，南周从一开始就完全是走市场化的道路，读者不感兴趣，不掏钱买，它就死翘翘了。这话的延伸解读，当然是说，人民群众有一种强烈的关心时政，从更多的渠道了解社会真相的愿望，而南周在努力满足读者的需求，让他们从不同角度，通过对新闻信息供方的比较与辩识，达成知情权的实现。这一条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不论你对南周是爱还是恨。

第二，我总是强调，南周作为一家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它是全国有新闻事业心的一批人的共同产品，并非广东人经营的特产；换言之，她的“后台”是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者的共同追求。我是1995年底筹备由8个版扩大到16个版时到南周的。但我至今不会讲甚至不会听粤语，这是和广州日报社完全不同的小环境。因为我身边的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是外地人，甚至最早的骨干编辑记者徐列、朱德付和沈颢也都是外地人（徐列祖籍广东，在外省出生长大求学）。1996到2002年，南周发行量最大的那些年，连南周的“老子”南方日报（集团）的社长刘陶与李孟昱籍贯也分别是湖北与湖南的。现在更是这样子：南周北京记者站和上海站的人数比广州总部多得多。由于报纸规模不大，容量有限，能到南周工作的人只是求职者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就是说，新闻行业与南周编辑记者秉持相同理念和追求的人员，非常之多，他们是不在编的“南周人”。这也是这些年许多新兴媒体与新办传统媒体，从南周高薪挖人的缘由，因此才有了业界所谓南周及南方报业是新闻界的“黄埔军校”的传说。反过来，只要南周的品质与品牌价值不坠，南周就不怕人才流动找不到有潜质优秀的替补者。

作为对质疑者的回答，我以前半是承认南周的成长与广东的大环境有关，另一半则否认与广东主政者有关。

说与广东省的特殊环境有关，是因为它毗邻港澳的地理环境，是改革开放先试先闯的试验田，直到汪洋同志主政广东时，还一直在讲“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是强调要有为国探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许还有争取中央倾斜政策的诉求在内，为搞广州南沙新区、珠海粤澳合作区、前海试验区、深港合作区造舆论，但肯定没有京沪某些人那种讨厌的妄自尊大的优越感）。但是说与港澳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关，那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前，广东人与香港近，天然的血脉与经济联系多，偷渡逃港用脚投票，给主政者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改革开往多年之后这个影响就不复存在了。二是在经济方面联系紧密，比如早期香港人到广东投资多，后来到深圳中山等地买房购物；现在内地这些吸引力基本不存在了。三是广东很容易看到香港电视，又是用粤语，当然就不大看央视新闻联播和赵本山小品之类北方风格的文娱节目了。但仅限于经济与语言方面的吸引力，也决定了广东人的趣味与诉求并不见得特别热心支持南方报业特别是“两南”（南周与南都）这些多半由外省人主编的关心全国关心时政的媒体；所以机关报广州日报在广州地区发行量一直很大，足以与都市报之类市场化媒体竞争，这不是广州日报经营有方、接近性强、阅读习惯三条能解释的，肯定也与广州市民的阅读需求有更大关系。我否认“两南”及南方报业的成长与广东主政者做“后台”有关，理由是：广东同在中国大陆的天穹之下，天花板一样高，主政者不可能违背北京的意志；同在广东，深圳特区离港澳更近，外地人更多，报业却与内地相差不大；同在省会，同一个主政者，出版社不如广西师大，电视台不如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有创意。这表明，各行业各单位主要还是“事在人为”。这也就强调了我前面两大理由。

对于以上这些，我重读了上世纪南周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编左方同志的回忆录，想到另一点，有所修正。

最近我收到左方同志赠阅的回忆录未刊本。这个待印本，由沈洪“同学”纪录整理，有20多万字，非常有历史见证和阅读价值。文本经过再三校订，记左方的一生经历，丰富生动。我读得最有味的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部分，而是他的家世，父亲如何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残杀，他以孤儿寡母如何在家族亲友帮助下受完教育，如何违抗母命改名换姓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后来在空军司令部肃反时如何被审查，如何考入北大中文系，北大当年那些名师如何上课，他如何在文革中成为广东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之一执掌南方日报，又如何避免卷入武斗和派系……。文本非常好，既全面又精炼，信息量很大，只有个别错讹字词（如把王光美“四清”运动时创造的红极一时的让毛泽东反感的“桃园经验”写成了“桃源经验”）

左方回忆录是基本认同我关于“后台”说的两大观点的。他用的小标题分别是“南方周末的上帝”，讲读者是后台；“南方周末的土壤”，讲志同道合者的追求。我说重读引起反思的是这一段，大致内容亦见于腾讯网的大师访谈录第70期：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下）停刊风波之4.“《南方周末》停刊整顿事件 从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社长）刘陶向我传达（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指示后，他补充说谢非的指示并非保《南方周末》这么简单，谢非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从大局出发作这个指示的，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谢非的指示。……刘陶说（出访期间的）谢非是专门派他的秘书从东南亚飞回来向他传达谢非的指示的，那位秘书说是（前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林若将南方日报老同志的意见告诉王（黄？）华华，要他转告谢非，谢非得知后便把他带出国的谋士找来，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谢非说，不停报总要想几句话回答中宣部，你们就为我想几句话，谢非指示的几句话是谋士们想出来的，刘陶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认为《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都是当事人，不用来北京，指定由（省宣部长）于幼军一个人向（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汇报。于幼军从北京回来，专门向南方日报处以上干部传达丁关根的指示。丁关根说，在国际上报纸因失实停刊例子很多，我同意谢非的意见报纸不停了，但是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肃处理。”

可见，主政广东政治局委员、广东人谢非，向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丁关根说情起了决定性作用，南周终于被“刀下留人”了。其心理根源很清楚，就是不服气：“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南周被视为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成果，重要思想文化形象符号之一。

在这次停刊风波中，广东省宣传战线和报界老干部也起了很大游说作用

左方视频访谈说：“接停报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

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创办南周时的社长）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是两百万。陈越平是老宣传部长，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广东老报人的情怀与他们新闻理念的传承不同于延安《解放日报》确立的传统，此处恕不多引，视频里也有。我想到的是“地方主义”这个概念与罪名。

广东省的革命传统来自中共地下党和敌后游击队，这些人解放后与“南下干部”是有不同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被信任的。陶铸曾奉命在广东大反方方等人的所谓“地方主义”，这当然是要贯彻毛主席的“五统一”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全国一盘棋”。反“地方主义”运动已纠正，方方等一大批老干部已平反。现在反思“地方主义”，应该是给予所谓“地方主义”更多的正面评价吧：

按经济学者张五常的说法，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是各地政府的竞争。竞争带来活力。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在当前体制下，能否容许各地在经济领域之外，也“敢闯敢冒”呢，比如搞乡镇和县市民主选举、官员财产公开、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

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财税上缴和税率公开制度，都向中央争取特区政策，这行吗？如果没有地方自治，中央转移支付不公开，“跑部钱进”不是腐败之源吗？

地方举债大兴土木，中央请客和国有银行最终埋单，能不政绩至上、民粹主义得势吗？可持续吗？

谢非同志的谋士及谢非同志显然是有“地方主义”的。这样的“地方主义”多一些，更利于改革开放氛围的形成，不是吗？

我以前忽略了这一点，否认广东主政者对南周的支持，是因为：老一辈的广东报人基本退出社会舞台了，我到广东时，南周已长成大树，有了比较抗风险的条件；而主粤者李、张、汪，他们萧规曹随没有打压南方报业，也没有出现要他们出面求请的停刊风波之类全局性大事。在南都的孙志刚事件中，省委领导班子是支持南都的，以致有了影响全局的国务院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后来的程喻“南都案”，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妥协性结局。给我更大启发的是南都最近的一篇对广州市老市长退休老人黎子流的访谈。《黎子流：鱼骨天线的拆留关乎“半开放”还是“真开放”》。我的读后感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包括广东人可以看香港电视这种信息获取的渠道拓展，是上世纪的老一辈中共党内“开明派”当权干部和改革派人士，带来的“改革红利”：他们体察民意，顺应民心，在政治权衡之后，做出了扩大有限开放的决策。从邓小平、胡耀邦到习仲勋、任仲夷、林若、谢非，到吴南生、厉有为，到黎子流、袁庚，各层级的一批官员持有责任感使命感和进取心，才有了官民良性互动的改革开放。他们确是南周成长期的“政治后台”嘛！

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上世纪的“改革红利”，包括南周和南方报业的存在。

今后我们还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继续赢得“改革红利”吗？但愿新任总理李克强同志的许诺能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