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九一三”事件，给了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最直观的说明。
林彪殒命以降，格局即底定。然而，从危机产生到危局消弭，都是由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亦推到一个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一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人们于“九一三”后二十天重新见到毛了泽东，发现他“满脸倦容”，说话“缓慢”，倍显“疲乏”。如此虚弱，是因刚刚生了大病。《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载：“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离去时人们发现他“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九大”总共产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林彪殒命，陈伯达接受审查，康生抱病不能工作，毛泽东深居简出，凡事均由人赴内请示或由联络员报告外情。因此，入内出外、维系全局的，只有周恩来。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推到政治危局的风口浪尖上。
局势未稳之前，江青、张春桥等很少吱声，他们静观周恩来如何处理手中滚烫的山芋，伺机再动。而虽然周氏任总理职已二十二个春秋，却头一次独撑大局，匡扶其危。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幕：
“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
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的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却再也不肯说下去……二
中国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事实上，“事情不那么简单”，是指林彪这件事，抑或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真是云诡波谲，怵目惊心。
让历史镜头回放那个时代。1971年8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向陈长江布置了毛泽东外出南方期间随行警卫的任务，要他们迅速做好准备。
专列至武汉，毛泽东主持了4次会议，8月28日到达湖南长沙。陈长江说，毛主席这次到长沙，也顾不得像往常那样，出去走一走，而是一住下便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来开会，来谈话，很是忙碌。
8月31日，专列开进南昌。住下之后，毛泽东便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有关负责人谈话打招呼。这说明，形势已相当严峻。
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开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1号楼内。不久，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察到，毛这次在杭州的情绪越来越不安，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毛泽东如此纠结，他们也甚是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杭州，是毛泽东常来的地方。这次，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了，整个杭州的外围警备系统都是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而毛泽东对陈励耘表现出厌恶。有一次，陈励耘到毛泽东住处看望，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个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支支吾吾。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3辆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
9月10日中午刚过，毛泽东忽然对负责安全工作的陈长江说：“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下令提前离开杭州，汪东兴事后回忆：“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的一位与毛主席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去口信说，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妨碍他人走路。”
这分明是暗示毛“请速离开”。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毛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此刻，毛伤心至极：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毕竟毛对林有知遇之恩，且宠爱有加啊？
三
当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专列顺利驶抵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往常，毛泽东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陈长江按惯例做了主席下车的准备。列车停下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
之后，毛泽东当机立断返回北京。12日13时许，专车驶进北京丰台火车站，停在这里。毛泽东往常外出，从来没有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原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治委员吴德、司令员吴忠登车进了毛的车厢。原来，一直在路上思考同林彪一伙斗争的毛泽东早就安排好了在这里同李德生等几个谈话，意在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也给他们谈一些防止林彪一伙搞极端行动所进行的种种必要部署！两个多小时后，李德生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当晚7时，专列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
9月13日凌晨l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乘汽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20多分钟后，周恩来、汪东兴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了。周恩来的心情很沉重，但眉宇间已开朗了很多。他对张耀祠和陈长江等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加深思后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14日下午，陈长江只见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周恩来说：“终于有了结果，终于有了结果。”说着，便进了118厅。原来，林彪等人乘从的飞机在13日凌晨2时许飞出国界，进入蒙古境内，机影便在我军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从此，大家已经历那段极为担心的时间。到了现在，我国驻蒙使馆发回消息判明，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机上人员8男1女全部死亡，机号是256！
四
“九一三”事件就这么仓促爆发了。然而事件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原本势不可挡的“文革”，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停顿，一个岔路口。此时，周恩来认为应该拐弯，毛泽东却说“继续直行”。
1962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根源也在于此。当“大跃进”几乎搞垮整个经济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推出若干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应急之举，却也透露了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务实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大为不满。故尔，事件结束后，当纪登奎提到好好抓一下经济建设时，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不再抑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革命”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同，他并不是一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及当时环境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
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林彪殒命重创了当时中国的掌舵人毛泽东与周恩来，遂使历史的悲剧，在此后愈演愈烈，乃至其历史余伤至今犹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