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与六四平反

从佛洛伊德观点，北京当局只有平反六四才可向死者交代，才能修补与港人的关系。

香港亲北京政团民建联主席马力，日前发表“六四不是屠城，也未必有烧尸及坦克车压过人群的情况发生”的言论，那种逻辑令人想到尼采的一句话----“无知跟知识一样有它的结构与组织”(Ignorance is as structured as knowledge)。这几句疯言疯语所触发的社会效应，反映了六四至今十八年，香港的创伤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愈。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的前夕，六四的惨痛回忆为所有的庆祝活动抹上一层忧郁色彩。如何解读六四，再次成为了香港人划分敌我的“界定性议题”(defining issue)：一方由始至终都在拒绝承认事情的发生(in continuous denial)，一方则陷入停不了的哀悼(in interminable mourning)。究竟六四对香港人的意义在哪里？它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又扮演什么角色？

在香港人的深层心理当中，六四不是纯然可以诉诸理性讨论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出在“残酷剧场”（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剧，它的主题是父权的滥用与父亲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说香港人与中国的关系，本来是一种父子关系，而香港人就是那个从小离开了父亲的孩子；那么“六四”对香港人来说，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家变”：穷凶极恶的父亲拿著菜刀，去斩杀那些从小就跟父亲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这场“家变”带来的创伤(trauma)，远远超过佛洛伊德(Freud)所说的，孩童第一次目睹父母交配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e)所带来的震撼。有生以来第一次，年轻一代的香港人透过电视，亲眼看见中共政权（父权体制）可以施加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彻底的迫害。他们安全而理想的“假设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彻底粉碎了。

作为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幸存者的罪恶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来一个健全的社会自然有一套“节哀机制”(grief system)，透过传统、仪式和种种文化以及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帮助幸存者抚平创伤和告别死者，继续上路。问题是“六四”这一事件，中国政府一日不肯平反“六四”，一日不在论述层面(discoursive level)赋予“六四”死者以及他们所作的牺牲以正面的意义，自视为“六四”幸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无法取得心理学家所说的“感觉闭合”(closure)，真正告别“六四”。

佛洛伊德指出，精神创伤是一种在极短时间内于心灵留下烙印的深刻体验，若这创伤得不到适当治疗，将会在患者的心里造成“永恒的骚动”(eternal commotion)。这种“永恒的骚动”在香港早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二零零三年几十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在精神上与“六四”是近亲，甚至可说是“六四”的重演与重访。中央三番两次诉诸香港人的谋利动机，经济上给予优惠，香港人还是不为所动，因为由“六四”衍生出来的“还政于民”的政治诉求，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这情况接近心理分析学家拉康(Lacan)比喻为“要钱还是要命”的不平衡选择。在这个比喻里，因为要钱就没命，所以留下性命（真正的本钱）、交出金钱变成了唯一理性且合理的选择。在这层意义上，批评港人对待中央的态度不理性，只是不理解背负著“六四”家变创伤的香港人的心理背景而已。

可以断言，倘若中国政府仍然拒绝面对“六四”，香港人则继续哀悼“六四”，双方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六四”将会没完没了地被阅读、诠释和争论，历史的新一页将永远无法揭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当局释放多少善意和为港人提供多少利益，也不能完全修补中央与香港人的紧张关系。由此观之，平反“六四”对中央来说，不仅是对历史的交代、还死者以公道，也是抚平港人创伤、修补破裂父子关系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