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与“日治”之争，涉及“一字丧邦”的微言大义。站在“中华民国”的“本国史”立场上，也站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上，毫无疑问应当用“日据”。若用“日治”，则应言明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简称，唯不宜在教科书中径用“日治”。尤其不可强制规定只准用“日治”，而不可用“日据”。
三家台湾出版社编写了三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教育部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以书中称“日据”而不称“日治”等理由，命其“重编”，不准出版。
这已是一个争吵多年的题目，前已有版本迫于审定委员会的权威，为了卖书而屈从；但此次编写者及出版者认为不能在历史教科书中扭曲宪法及篡改历史，一状告到监察院，拒绝在政治压迫下用教科书传授伪史。
“日治派”认为，1985年清帝国战败，而割让台湾给日本，所以日本并非莫名强据，因此不可称“日据”。但用侵略战争以不平等的勒索条款占据他国领土，尚不准谓其为“日据”，请问：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有几个如此谄媚侵略者的“历史学家”？
尤其莫名其妙的是，这些“日治派”自己在过去的宏文巨著中，皆称“日据”，如今却无端炮制出“日治”一词，且竟不再准他人使用“日据”。斯文扫地，莫甚于此。
“日据观”与“日治观”的争论，其实根本是“中华民国史观”与“台独史观”的分辨。“中华民国”史观，将甲午战争至八年抗日战争，皆视作日本为侵略国而中国为被侵略国的关系，因此称“日据”与“光复”。台独史观则欲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且将之与“中华民国”同等视为“外来政权”，因此美称为“日治”与“终战”。但这根本是日本皇民的日本史观，而不是中国史观，也不是“中华民国”史观。
在这一套台独史观之下，中国（中国史）与台湾（台湾史）被分割为两个体系，因此教科书又有可否称作“明郑”的争论。明代为中国正统，台独史观欲切断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脐带，于是欲将郑成功与明代的关系切断，因此不准称“明郑”，而强定只准称“郑氏统治时期”。但是，连日人四方赤良给郑成功的悼词亦曰“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可见，以“反清复明”自期的郑成功，非但代表“中国”（明），且是“中国”的正统。台独史观如此清洗郑成功，岂不是数典忘祖？
从“中华民国”的“本国史”史观言，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而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则“光复”了台湾；因此，这个50年为“日据时期”。再就“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一中”言，中国史或“中华民国”史与台湾史，本是“同源共文”（谢长廷语）的“本国史”，而不能分割成“中国史”与“台湾史”两个体系；因此，郑成功为“明郑”，甲午是“侵略战争”，于是有了“日据”，又有了“光复”，又有了“两岸分治”。自始至终，“中国史”与“台湾史”仍在同一体系中，皆是“本国史”；于是，就不会出现“日治”（谓日本并非强据台湾）的史识、史观与史德。
社论指出，台独史观欲在历史渊源及国宪论述上，将中国与台湾切开。但姑且莫说，谁也不可能倒拨时钟或命时钟停止；即使以台湾在现实上的生存战略言，台独已经显然绝无可能，台湾唯有在“中国／中华民国”及“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始可能寻求生路。如今，难道仅凭“日‘治’”一个字，就欲使“台独”从灰烬中重燃？
春秋之笔，不可荒唐。美国与韩国已将慰安妇改称“性奴”，这或许是将侵略者的用词，改为被侵略者的语汇；台湾却吵着欲将“日据”改称“日治”，竟不准“日据”入史，这却是将被侵略者的正史，篡改成了为侵略者粉饰的伪史。难道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中也有石原慎太郎与桥下彻？
审定委员会又说，扁家贪污尚未定案，因此不可在历史课本写红衫军运动。但即使教育部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是判决陈水扁无罪的第四审，也不能在历史上抹去红衫军。由此可见，暂且不说到“中国史”或“中华民国史”的那种高度，审定委员会主张的根本是绿色的台独史观，而绝非真实无欺的台湾史。
一字丧邦。春秋之笔，不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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