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政治强人身份,以威权化方式,推进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政治学者把这种政治现象概括为新权威主义,以区别于毛时代对政治和经济实行全能控制的旧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制度配置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东亚模式”中已有成功先例,在其他威权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也被普遍作为过渡性环节。1989年掀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大讨论,涉及中国改革路径,邓明确表态,赞成新权威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涉及到这么多的方方面面,保持政治稳定,是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从邓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实际就是按新权威主义方式,进入到了国家主导社会(市场)发展模式,其主要制度配置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止,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经济上实行市场导向,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确立资本的合法性。应当说,这个发展模式成效显著,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邓在九泉之下有知,应对其确定的这个制度选择,深感欣慰。
新权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人亡政息”一般意味着威权制度的终结,然而,中国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后邓”时代,或许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但没有了邓,威权政治依旧强大,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时代。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从个人权威上看,邓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资源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这20年,执政党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大致有序进行,不需经过非常手段来完成非常任务,要在两个任期内积累起邓那样大的政治权威,几无可能。从执政党权力配置来看,集体领导的模式已经确定,以总书记为中央“核心”的说法不再使用,象征着个人权威弱化,集体作用突出。从执政党的作用来看,威权化体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党国体制”,执政党取代了政治强人成为威权制度的主体。所谓国家主义制度,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政党这个整体。
以执政党为主体的威权制度的有效运行,使得个人的作用大大减弱,领袖权威下降,政治强人不再,这是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占据大位的人,大概没有不想拥有毛或邓那样的绝对权力,令行禁止,生杀予夺,但是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们几十年时间,让他们在生死博弈中自然积累权威。如果个人生性保守,行事规矩,那就更无可能演绎出强人风范。在没有强人的时代,重庆书记大胆泼辣的执政风格,的确让人刮目相看,感觉非同一般。在现有体制格局中,大概也只有他能够最后试一把政治强人的做法,不按党内已经司空见怪的那些方式出牌,以高调张扬的气势掀起政坛旋风,大张旗鼓地推行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的“重庆模式”,完全像是一种治国新政的地方预演。在政坛一派平庸氛围中,他这些大胆出新的做法,让人联想丰富,9个常委有6个前去背书,无异于肯定他的这些做法在党内具有正当性,符合执政党正统。对于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他能够享受到这份殊荣,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不在于他有何德何能,而是在于他独特的红色家族背景,让他能够掌握到别人掌握不到的各种资源和人脉,占有问鼎高位的特殊优势。
一个叶利钦或普京式的政治强人,看起来在中国呼之欲出时,竟然因为一个特殊事件而戏剧性地戛然而止,让左派大失所望,让右派兴高采烈。对这个事件截然不同的社会反映,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他之所以失败的根源所在:缺少真正的更广泛的民意支持,是他出局的决定性因素,而失去民心则是来自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邓的权威之所以在改革初期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能够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是因为他用他的权威为中国开辟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叶利钦和普京在民主时代之所以继续享有个人的极大权威,也是因为他们严格经历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是在人民的授权下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威是人民赋予的,受之合法,用之正当。离开民主和法治的轨道,离开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权威根本无从建立,即使侥幸成功,早晚也会露出马脚,被人民抛弃。执政党新的权力更替已经启动,未来的领导人即将登场,人们在看,也在思索,邓在32年前提到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在没有了政治强人,也不可能再有政治强人的时代条件下,威权型制度如何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应该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为此,我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1、进一步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在哪里?
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毫无疑问的是来自于邓的明智和决断。现有体制决定了,社会的普遍意愿只能通过执政党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行动。没有邓的决心和权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法正常启动,没有他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会是何种结果,难以想象。
问题是,没有政治强人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最近十年,左中右分歧巨大,但对中国目前陷于改革停顿的现状普遍不满,对于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状态有共识,对于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加以彻底解决,思想上的分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合法的渠道得以消除。改革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缺少“关键先生”,缺少邓那样的勇气和担当,缺少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历史责任感。现在提出改革第一推动力问题,不是期盼王者归来,也不是呼吁政治强人重新再世,而是寻求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与合力,寻求蒋经国式的那种政治家良知。政治家只有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站在一起,才会有合法的权威和崇高的威望。2、威权制度是否继续有效?
中国威权型制度安排在近三十年里行之有效,应是不争事实。经济在政治高度集中和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迅猛发展,既为国家创造财富,让人民程度不同收益,也为威权型制度安排创造了合法性基础。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威权化统治,让渡部分甚至所有政治权力于执政党,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富裕在客观上为人民的权力让渡行为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人民普遍收益的现实使得他们能够暂时接受政治垄断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状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公民社会初步形成,经济结构性问题大量涌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利益向少数人集中,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社会主要资源。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同时集聚在一起,构成社会内在危机和冲突,使得社会的威权化管理面临根本性挑战。人民不会长久容忍政治失权状态,政治意识早晚觉醒,从危机中寻找制度根源,重新审视威权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必然要求政治确权,主张人权、自由、法治和民主。威权化的政治体制,已不复再现政治强人,其政治权威日趋流失,对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束手无策,找不出有效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在世界民主化时代,威权型制度已无可能持续下去,已丧失其合法性,必须实行政治转型,按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3、执政党能否通过自我改革引领政治转型?
“后邓”时代,中国威权政治由执政党整体主导,是威权型制度能够持续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不像世界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国家权力不是由个人或政治家族掌握,而是由执政党整体控制。执政党党员高达八千万,亲属两三亿,加上利益相关者,估计占有中国人口一半。执政党自我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能否顺利进行。执政党是一个整体,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是铁板一块,是利益共同体,是威权政治的共同承担者;相反,社会的分化和内在矛盾在执政党内部有充分的反映,掌握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着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党员应该都是认同宪政民主制度。执政党自我改革的基础客观存在,关键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动力,尤其是在执政党高层,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自觉从顶层设计开始,确定正确路径,迎合民意和时代潮流,抓住时机,坚决引领政治转型,领导宪政民主国家建设。惟其如此,执政党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重庆红色之困----回望重庆之二(2012-04-05)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
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
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
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从“李庄案”到“李庄门”----回望重庆之一(2012-03-24)
重庆若干事件及其演变,在经历诸多民间猜测、政治想象、八卦演绎和“拼图式”报道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该市最高决策者下马。对于这个结果,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所预料,但在目睹了当事者谢幕前一系列从容表演后,似乎都无法确认,这个长时期一直被聚焦在人们视野中的政治强人,会在哪个时刻以哪种方式离开政治舞台。当这个时刻真的来临时,人们依然无法确认,这个结果对他个人,对重庆,乃至对中国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媒体人,写了一篇精彩的“媒体札记”,试图以“48小时”为一个叙事时间,尽兴勾画出期间北京和重庆所发生的某些事情,以及众多媒体对这个结果的不同反映,不幸的是,这样一篇有价值的报道在网上却存续了不到48小时。由此可见,对重庆的相关事件和人物,如何言说,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前为“重庆模式”说过话的学者,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情节和难以预料的戏剧性变化,可能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检索自己曾经有过的言论。那些对“重庆模式”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或许会就此更加认为,这个模式从开始起就注定要破产;而那些持支持态度的学者,可能要面临学术上的尴尬境地以及道德上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已经置身于重庆实践的学者,免不了会被人冷嘲热讽。目前的局面不可能平复学界原有的巨大分歧,左派不可能就此认输,右派也不会弹冠相庆,我的看法是,大家不妨再次坐下来,继续就“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探讨。
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界可谓“文章滂沛,议论波澜”,学理层面的左右之争有了制度依据,对相同的制度运行,基于不同立场的学者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后果,评价自然大相径庭,殊难弥合。杨帆从去年以来主张超越左右之争,以超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重庆模式”,立足点是为“重庆模式”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现在看来,这个努力无异于和社会的主流意见南辕北辙。按孙立平的说法,“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胡舒立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一些人“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这些直接和间接针对“重庆模式”的批评,根本无法通过杨帆那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予以消解,重庆的路径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绝无可能取得合法性。但是,在我看来,只是从“路径依赖”上来批评“重庆模式”,并没有揭示出“重庆模式”的根本问题所在。孙立平和胡舒立等人的批评,实际上也承认了“重庆模式”具有正确的问题意识,即必须面向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所形成的社会巨大不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和一些左派学者的忧患也大致切近。
黄纪苏最近群发一篇短文,其中的一个主要意思,我愿意详尽引用:“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如果说,黄纪苏说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而且都是被自由主义学者所认可的事实,那么,针对这些事实所形成的“重庆之解”----以福利主义为导向的民生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应当有其合法性。作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不是选择市场化而是选择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地方自治赋予它的应有权利,中央和其它地方不必置喙。现在有人在给重庆算账,认为按重庆迄今为止的巨大投入来看,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巨大亏空,如果这个帐算出来的确如此的话,也不能就此认定“重庆模式”破产,就如同整个欧洲在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绝无权力指责希腊透支财政的合法性。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任何地方的财政预算、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都缺少一个有效的审核机制和监督机制,选择何种发展路径,不应该也没法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有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肯定比只有一个模式要好。
我说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在经济上可以不认同重庆的一系列做法,但不能就此说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正确的问题开错了药方。市场化不是惟一的药方,重庆也不认这个药方。即使重庆在以后的发展中要为目前的路径选择付出更大代价,那也是重庆自己去承受或消化这些成本,由重庆人民通过他们可以选择的方式,去矫正或修复那些业已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事宜的政策。完全以市场的逻辑来批评“重庆模式”,我认为根本没有指明其问题所在。我在今年2月1日发的那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提到,重庆的制度安排在中国这个大的范围里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本质上都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有所侧重的是从发展主义转向福利主义。“重庆模式”的特质在于经济之外,在于三个非制度性因素,即书记,唱红,打黑。就第一个非制度性因素而言,我提出了“人去政息”这个问题,他的去留对于重庆目前的制度安排能否长久持续下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这种非正常的人事更替,实际上已经宣示,“重庆模式”难以为继。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个人会以这种方式去职,进而对重庆全局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三个非制度性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整体,也是“重庆模式”的核心要件。首先,对于这个有着巨大抱负的人来说,去重庆执政,出什么牌有最大的效果,以图未来发展,肯定有过缜密的思考。选择大规模的“唱红”和“打黑”,结合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显然一开始就切入了社会高度关注的那几个领域。从最初实施情况来看,外界的总体反应尚偏于正面,满足民粹主义的需求不说,至少在一部分严肃学者看来,重庆的实践对于启动地方自治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即使那些批评者,也是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态度,并未从一开始就发出反对的声音。按理说,这种大致中性的坏境是有利于“重庆模式”的开展和实验,只有不出大的纰漏,推广者从中总结出若干经验,作为晋升筹码,应可期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重庆目前这样的结局?从经济绩效上看,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还远未出现难以为继的迹象,更谈不上经济由于财政亏空而即将崩溃。经济政策的绩效评价,有待时日,至少要在两个任期内才能看出总体效果,目前轰轰烈烈的做法,虽有许多破绽,但都构不成政治问责的根据。重庆“唱红”,看似花拳绣腿,政治作秀,意图却是非常明显,通过开发红色资源,占据党内道德制高点。
后期向极端转化,和毛左同盟,把重庆卫视办成红色卫视,有意席卷全国,引起普遍反感;尤其那次唱到北京,无任何政治要人捧场,已显露其中败絮。尽管如此,重庆“唱红”势头始终未减,红色成为其最安全的保护色,足以维持其党内正统地位,不会遭致根本反对。这就是说,民生经济和“唱红”虽有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堆积到一起,还不足以颠覆“重庆模式”,书记也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被去职。比较之下,真正的滑铁卢是来自于“打黑”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违法事件,首当其冲者当属“李庄案”。我在写上述那篇文章时就认定:“这个案件不管重庆方面如何解释和掩饰,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在此引用这个话,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只是想指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从“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看出重庆有关部门漠视法律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到了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地步。其他选项都有转圜的余地,都有不同的说辞可以辩解,都无政治问责的风险,惟独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最终一定不可收拾。我为此相信,“李庄案”是一个转折点,是“重庆模式”从此陷入绝境的“李庄门”。
重庆“打黑”从开始起,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做法,公权力直接出场,“大三长”统一指挥,公安、检察、法院协调办案,声势浩大,高举高打,以运动化的方式,迅速席卷全市,抓捕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一时效果显著,引来一片赞誉。但随着各种案子进入庭审阶段,在法律的过滤下,漏洞和马脚就纷纷暴露出来,看起来的铁案,经不起法律起码的质疑。2009年10月,重庆方面审判黎强涉黑案,国内刑法学泰斗赵长青教授受托担任被告黎强律师,他在接受委托前曾和黎强家属有个约定,就是要为当事人做“有罪辩护”,否则就不代理该案。但在经过三天的法庭调查和两天的举证质证之后,赵长青决定依法履行《律师法》对律师职责的要求,为黎强提出“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因为他发现,在公诉机关1849件证据中,无一组证据可以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许多证据之间互相矛盾,混淆有组织的犯罪和犯罪的组织等不同概念,把正常经营的公司和公司的内部架构指控为黑社会组织,把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看作是黑社会行为。赵长青教授的辩护,秉持法律人的责任和道义,维护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尊重事实,符合法律,在正常的司法环境中,理应得到尊重和重视。然而,从黎强案之后,重庆有关方面在背离法律和道义的路途上走的越来越远,最后在“李庄案”中达到高潮,看似得胜归朝,其实埋下了炸毁自己合法性的定时炸弹。
我曾经说过,“李庄案”是重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从此难说大白于天下,但“黑打”之议泛起已无法阻挡。正是从“李庄案”开始,重庆“打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法律界已荡然无存,在社会上也广受质疑。“李庄案”从一季到二季的演变,其中包含着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情节和秘密,当事人正在不断地披露出来,相信真相彻底公布之后,人们会对重庆“打黑”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从我的观察角度看,我更关注的是“李庄案”在法律之外的一系列后果和影响,正是“李庄案”所引发的社会舆情、经济选项和政治角力方面的变化,促使重庆出现戏剧化的人事变局,出现“休假式治疗”这样的政治丑闻,进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需要重新收拾的局面。这是一个似乎没有赢者的局面,主要的当事人,从李庄到局长到最高的东家,可能都要经历一个相同的场景。有所不同的是,李庄已经率先走出他的噩梦,而原来主持审判他的人,现在则要接受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李庄案”的后果,不会仅仅停留在当事人身份的互相转换中,从街谈巷议到各类学术研讨,对于围绕这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法律问题和其他问题,人们基于自己的立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但我相信,这个案件不仅影响到重庆的变局,也必将影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变化。
为此,我作如下三点思考。
其一,“李庄案”对社会舆情的影响至关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社会动员的作用,首先是中国法律人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被充分激发出来,然后是形成广泛的社会正义的声音。面对重庆“打黑”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实,中国法律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高度一致的认识,他们从李庄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命运,而且更关注的是中国法治的前途。江平、张思之、贺卫方、陈有西、斯伟江以及更多的法律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退缩,以法律为武器,在为李庄辩护时,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社会舆情是在控辩双方的较量中逐渐泾渭分明,主张正义要求法治的意见成为主流,最后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压力,让审判者有所忌惮,对相关部门有所警示。以法学教授、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为主干的中国法律人,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效地把宪政法治理念和公民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的政治状态和每一个公民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孙正刚案”讨论到废除城市收容条例,从呼吁制止非法拆迁到“吴英案”上的集体法律行动,以及最近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大讨论,都是由法律人在主导社会舆情,由此推动中国进入法治轨道,促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向宪政方向发展。其二,重庆“打黑”,表面看起来都是在政法领域发生的事情,其实对经济影响甚大。重庆“打黑”落网者,大多是知名企业家,在当地拥有众多产业,苦心经营多年,积聚不少财富。中国特色的资本积累,其中少不了会有些原罪,取之不义或来路不明,这回凡是以涉黑名义进去的企业家,财产不问罪与非罪,不予甄别,一律没收。“打黑”演变为变相劫富,是重庆“打黑”运动缺少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非法剥夺,不仅无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有消极作用。重庆能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何尝不会再现?诸如此类的联想,让许多企业家开始选择出国置业,狡兔几窟,看情况有变,随时出走。这种状态持续蔓延开来,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消极力量,影响中国的长治久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应是铁律,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在于承认多种所有制的合法存在,承认资本配置资源和获取收益的正当性。现在应当强化这样的共识:公权力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公民私有财产。
其三,“重庆卫士”离奇出走他国领馆,是重庆“打黑”运动以来最富戏剧性的政治后果,这个后果和“李庄案”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在无法确定。这位直接指挥几乎所有重庆“打黑“案的公安首脑,亲临机场迎候李庄“归案”,足见其对“李庄案”的重视程度。重庆在侦查阶段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他毫无疑问的要负主要责任。事情的转折最终还是来自于他的出走,他在重庆任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注定要把他送上一条绝路。在执政党的历史上,除了文革无法无天的情况,公权力如此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实属罕见。更可悲的是,他自己最后也沦为法治破坏的牺牲品。对于这样的政治后果,或许有更深的内幕和更多的政治角力因素,但在我看来,以“李庄案”为代表的重庆式“打黑”运动,不仅触犯了法律和道义底线,也违背执政党的政治伦理。这种行为如不加以制止,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将丧失殆尽。目前的局面,是执政党自我纠错的惟一选择。两个月前,在我首次以文字形式议论“重庆模式”时,重庆民生经济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还看不出任何颓势;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表达出对重庆“唱红”和“打黑”的质疑,但我还是乐观其成。我一直认为,地方自治、公民社会和乡村选举,是中央政府以外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重庆异军突起,以超乎寻常的做法,主动打破平衡,打破僵局,对于中国整体转变是有积极意义,也许可为中国的地方政治开创出新的可能性。对于制度性事件及其绩效的认识和评价,不能完全从自己的道德好恶出发,或者限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首先应当站在一个客观理性的立场,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趋向于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方式。重庆目前的困局,并不意味着“重庆模式”的总体破产,至少它因运而生的时代条件还在,它所应对的那些社会问题还在中国广泛存在。从重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系列非常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几个有关中国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且必须做,比如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有些事情可以作为过渡性的事情来做,做有限性和策略性安排,比如国家直接介入民生发展,为维护正统开发红色资源;有些事情则绝对不可以做,比如侵犯公民权利,违背宪法和法律,抗拒社会正义。这或许就是“重庆模式”留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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