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前，也即1995年4月10日，冯德培先生于上海逝世。虽然生理和神经生物学界有人哀悼，好像似乎更广的中国科学界的关注不够。本文一方面是回顾一位杰出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一方面也是笔者缅怀对于本人曾经有过影响和帮助的一位长者。冯德培先生是一位主要工作在中国进行而却又影响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家。冯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取得的成果，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也是中国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迅速进入科学研究领域
冯德培生于1907年，他求学的过程颇为顺利。他15岁就读复旦大学生物系，19岁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前辈蔡翘教授的助教，20岁到北平协和医学院，随另一位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开始接触研究工作。在协和的第二年，冯先生广泛阅读科学文献，几乎涉猎当时生理学所有领域。他早期养成的这个习惯，使他一生都能掌握学科的进展状况。上海第一医学院张安中教授告诉过我这样的故事：文革中，张安中的父亲张昌绍教授是早期去世的，他的朋友冯德培在科学院也是被斗的很厉害。可是他出来后第一件事是要到图书馆去找《自然》等科学期刊，看看科学界在他隔离期间有什么新发现。
冯德培22岁时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生时，因为文献阅读的基础，他想好要去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师从理莱（Ralph Lillie）教授。冯德培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后，决定不师理莱而转杰拉德（Ralph Gerard）。因为当时理莱用铁丝的氧化去氧化作神经传导的模型，而杰拉德研究神经的代谢。冯德培觉得铁丝模型不够味道：与其做神经的模型，不如研究真的神经。冯德培在芝加哥研习两年并获硕士学位后，在林可胜安排下，于1930年转到当时生理学的中心英国，到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诺贝尔得主希尔（A. V. Hill）。在英国的三年里，冯德培发表了9篇论文，其中5篇是独立写成。他主要研究神经和肌肉的产热问题。希尔上这个领域的权威，并因此获奖。冯在希尔实验室的工作得到希尔的肯定。希尔称冯发现的肌肉拉长所出现的静息产热代谢变化为“冯效应”。1936年，一本杂志请希尔综述该领域工作时，希尔转请冯代写。而那时冯德培已经回中国三年、而且也不研究神经肌肉产热。
冯德培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年方26岁。他在英国期间除了师从希尔外，还短时跟随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的艾得里安（E. D. Adrian）和牛津大学的埃科斯（J. C. Eccles），各工作约两个月。他到牛津本来是要到诺贝尔奖得主谢灵顿（C. S. Sherrintong）的实验室工作，但谢因丧妻之故而让冯去和埃科斯。埃科斯当时还年轻，他获诺贝尔奖是以后的事。这样，冯德培在英国时，和不同年龄层的一流科学家开始了交流和友谊。
冯先生毕业后到美国费城的一所医学物理研究所待了一年。那里聚集了一批研究生物物理的年轻人，包括以后因为研究视网膜电生理得奖的哈特林（K. Hartline）。冯先生主要精力花在学做电子仪器上，为回中国后继续开展研究打下仪器方面的基础。
冯先生在英美5年（1929-1934），很快进入了科学前沿，并有新的发现，与一流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也为日后回中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做好了理论、实践和设备等方面的准备。
科学前沿的自由探索者
冯先生的独立工作生涯自1934年开始到1995年逝世时结束，长达61年。其间，他出炉几番出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冯先生的工作领域主要在三个方面：神经肌接头的信号传递、神经肌肉间的营养性作用、脑内海马的长期性增强。
1934年夏天，冯先生回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系主任林可胜给他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他自己这样的第一个实验室里，冯先生不再做师辈们的领域而开始自己探索新的领域和课题。神经肌接头是神经信息传到肌肉的关节点，神经肌接头的研究至今仍然是研究神经信号传递的重要范式。在30年代，有关领域还处于萌芽状态，冯先生很短时间就发现了神经肌接头电生理的新特性。从1936年到1941年，他领导的实验室，共发表了26篇论文，可以说是丰收。他们部分工作为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化学传递学说提供了证据、有些实验直接补充或推广了英国药理学家戴尔（Henry H. Dale）的理论（戴尔后因化学传递获诺贝尔奖）。同一时期，冯德培也发现了钙离子对神经肌接头信号传递的重要作用，提出钙影响神经递质释放的见解，接近英国生理学家克茨（Bernard Katz）的结论，克茨后来因为一系列对神经肌接头递质释放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冯德培实验室在协和的另一重要发现是观察到强直后增强效应（PTP），这是突触可塑性的第一次发现，是神经系统可塑性的重要发现，到80年代后突触可塑性又成为热点。冯德培第一次发现突触可塑性的纪录，为哥仑比亚大学的肯德尔（Eric Kandel）大型系列书籍《生理学手册》所载。
冯先生和同事们在科学领域中不断取得成果时，被日本侵华战争所中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属于美国的协和医学院也不能继续平静。冯先生的老师林可胜几年前就开始投入抗日的医疗救护，而本来坚持让冯先生继续一段研究。到1941年，冯德培也离开北平先到内迁重庆的上海医学院人生理教授，抗战结束时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兼代理主任，那是因为林可胜支持年轻人出任（同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也有同样的故事：德高望重的姜立夫坚持推年轻的陈省身出任代理所长）。1946年，冯先生到美国购买仪器和书籍。在美一年，他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现为大学）和络壬托Lorento de No教授共事。络氏很有己见、常与人争论。他和冯德培曾就结缔组织是否能作弥散屏障发生争论。冯先生不和他继续口头争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冯在上海的实验室研究了这个问题，表明冯的观点是对的。冯在50年代还研究了钾离子对神经去极化的作用。
在“大跃进”后，冯先生开始寻找新的课题。1961到1965年，冯先生和同事们开始研究神经肌肉间营养性相互作用，这和神经肌接头电生理和递质传递颇不一样。信号传递是在毫秒时程发生的快作用，而营养性作用是可以以月计的缓慢过程。信号传递是神经功能方面，营养性作用是神经发育方面。可惜这一系列工作被政治人物斗争时殃及其他人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90年代，冯先生重新进入神经可塑性领域，研究海马的长期性增强作用（LTP），这被认为是学习记忆的一个主要模型。在80\年代后国际上有许多实验室投入。冯德培和他的学生们仍然有有趣的发现，他们有证据支持突触前的旦白激酶C在LTP起重要作用。这篇论文1994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纯粹的科学家
冯先生从学生时代就热爱科学，大量阅读文献，到80高龄仍然为新领域、新课题而激动。和他交谈，很容易感受他被新奇发现、美妙实验而兴奋的心情。我可以找到和他从1984年到1991年的通讯，总是有实质性内容、有科学和与科学相关情况和人物的交流。我最早大学毕业前因为探问研究生申请时去信问过他，以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时，因为就近听学术报告常看到他，因为申请哈佛研究生时，哈佛的教授提到冯德培，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介绍我给冯德培先生，我们直接交谈后，他给我写了推荐信。以后我们每年有通讯。冯先生唯一托过我的事，是我在加州大学做学生时，几个教授创办了《神经元》杂志，中国科学院开始没有订，冯先生让我把前几年的寄去凑齐。我中途回国，冯先生也热情接待。在哈佛做博后时，冯先生来访，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冯先生一生主要精力都用在科学上。虽然历史无情地一次次中止和剥夺他的研究工作和条件，可是一有机会，他就回到实验室做实验。他长期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并兼过一段科学院副院长，但他不仅不被行政和社会兼职所耽误实践、而且不因为对个人的极度污辱而灰心丧气。冯先生的女儿冯嘉真告诉我：文革中，冯德培被人强迫跪在岳阳路320科学院上海分院大门口，也被人在暗室里打过，挨打时还要对方讲理。他得知朋友张昌绍教授不幸去世时，表示自己决不屈服。这样的性格，大概才会出牛棚后去看《自然》杂志。冯先生在自己能够控制时间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了他说的“科学家一辈子不能离开实验室”。他活跃在科学前沿60多年，不断开创或进入新领域，获得了重要发现。克茨曾说：如果冯德培的工作不被日本侵略而中断的话，也许冯德培会有工作和克茨一道得奖。冯德培的成就在其它时候和地点也是值得自豪的，而在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更是令人敬佩。
冯先生得到过一些荣誉，1948年他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年轻的一个、80年代初作为讲座教授应邀访美、80年代中期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应邀为《神经科学年评》写抬头的自传性文章，是极为少有的在任何年评这样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写自传的几位华裔之一。到八、九十年代，我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神经科学中心还回碰到一些知道和尊重冯德培工作的科学家。
和冯先生交流科学是一件乐事。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和报告上，活跃发言。在年龄很大后，仍然有清晰的科学思维。我听说过一种意见，认为冯先生对他的学生不够支持和提拔。我知道据说他对药物所的药理学家邹冈不错，也有人说邹是那几代中少数没有被他训斥的科学家之一。我年龄相差太大、也没有在近处工作过，无法判断。如果有这样的事，我想他不是恶意的、而可能是有时对其他人不耐烦。我们也不能要求科学家一定要能外交。何况在文革中，也许有些人已经出了气了。对于中国有些（非科学的）事情，我和冯德培先生的意见不是完全一样的。但这没有影响他和我这样年轻许多的人在科学上的交流。我想，我们后代要是经过他的经历，也许还不能象他那样对科学继续执著地热爱、对人性还不觉得泯灭、在80多岁写文章还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冯先生和中国神经生物学另一位奠基者、中国科学院上海脑所的张香桐先生，在中国建立了神经科学的研究梯队。他们以自己的科学研究，和生化所、药物所、细胞所、植生所的科学家，在科学院上海分院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它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心。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教学，培养了几代神经生物学家。冯先生以88岁高龄逝世，己可以盖棺定论。我们无法说冯先生是一位完美的人，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他在漫长的科学生涯中，保持了青年人的活力、不断探索和进取；他在外界不可控制的动荡中，坚持在科学前沿、不断有新发现，这样的一生，对后代是有教益和鼓舞的。
参考资料：
1). T. P. Feng (1988):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11:1-12.
2). “沉痛悼念冯德培院士逝世”一组文章，《生理学报》1995年12月，47:522-534.
3). 作者和冯德培个人通讯，1984年12月3日至1991年12月18日。
（本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总第34期102－107页）
２月２４日得到消息，邹冈教授于当天凌晨因脑溢血，逝于美国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邹冈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生命科学家，他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自然科学普遍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发现，以后又一直在科学研究的前沿。他也为现代中国科学传统中优秀部份的传递起了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实在很突然，一方面邹教授年龄并不老，另一方面，这两个月我们正在积极联系和准备邹教授回国参与中国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工作。
邹冈生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９５４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其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做过短期的助教，１９５７年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念研究生，导师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演员陈冲的外祖父），１９６１年毕业。以后长期在上海药物所工作。１９８０年当选为“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遴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３年期间，先后到过美国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安娜堡的密执安大学和耶鲁大学。回药物所工作几年后，于１９８８年到洛克菲勒大学工作，１９９３年到布朗大学工作。
邹冈的第一个主要研究工作是他在研究生期间做出来的。张昌绍给邹冈的课题是脑室内注射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邹冈试过几个行为模型，包括痛的动物模型。用猫的痛觉模型，邹冈发现，吗啡最有效的镇痛部位是第三脑室和导水管周围灰质。吗啡有镇痛作用是人们长久已知的，但是，吗啡一般是吸入或外周注射，所以，吗啡具体是在哪里起镇痛作用是不知道的。邹冈和张昌绍１９６２年用中文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报》的论文，是世界上第一次找到吗啡镇痛的作用部位。邹冈１９６３年在《生理学报》发表继续研究结果，表明吗啡在这些中枢位点的作用也是为吗啡颉抗剂纳洛芬阻断。这两篇中文论文被推荐作为一篇英文论文发表于１９６４年的《中国科学》杂志。邹冈和张昌绍的这一研究是痛觉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一方面，此研究对一个强有力的药物作用机理有推进，另一方面它对于以后七十年代发现内源性镇痛系统打下了基础。１９６４年《中国科学》上的论文，在１９６５年开始为国外科学家引用，１９９１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ＩＳＩ）统计它是在同领域内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从五十年代至今，在中国发表的论文中成为ＩＳＩ所谓“引用经典”的，很可能这是唯一的一篇。在中国自己编的《药理学》教科书上，这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做的可以上教科书的研究工作。
６０年代初，邹冈还继续从事自己爱好的神经药理学研究。１９６４年，他在中国生理学会报告：发现一个化学分子ｂｉｃｕｃｕｌｌｉｎｅ（荷包牡丹硷）可以对抗ＧＡＢＡ的多个作用。ＧＡＢＡ是脑内主要的抑制性信号分子，参与许多高级功能，如焦虑、摄食、记忆、睡眠，ＧＡＢＡ作用对麻醉、癫痫、高血压都有意义。当时没有任何ＧＡＢＡ的颉抗剂，邹冈的发现指出荷包牡丹硷很可能是ＧＡＢＡ的颉抗剂。他在１９６５年把论文寄到《生理学报》，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多少科学家连体面的生活都难保（邹冈自己的导师张昌绍自杀），那里还有科学杂志“值得”出。邹冈论文没有及时发表也是“大革命”中的“小损失”了，他的研究也没有继续下去，被要求先去做有实用意义的避孕药，或直接大家都能看见劳动效果的管动物房，或“更”有用的下农场。１９７０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和Ｃｕｒｔｉｓ等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证明荷包牡丹硷是ＧＡＢＡ的颉抗剂，《自然》杂志在同期登有介绍此发现重要性的评论。邹冈本人的论文于１９７６年发表于复刊后的中文杂志。１９８０年上海去澳大利亚进修的一位中国科研人员告诉他们邹冈的工作，１９８４年Ｊｏｈｎｓｔｏｎ访华时看了邹的研究记录，爽快地认为是邹冈最早发现荷包牡丹硷的作用，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１９８５年在《药理科学趋势》发表文章，推崇邹冈的发现。邹冈在中国做的这两项研究，就是在他同代的国际一流神经药理学家中，也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邹冈对科学研究有强烈的兴趣，他八十年代在中国推辞行政工作，以后一直在研究前沿，到这次发病前一天还在做实验。他近年在美国的工作中，一部份是研究大麻的作用，包括大麻耐受的戒断和ＧＡＢＡ神经元上的大麻受体，都有有趣发现。
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有些人在好的环境里可以做出好的工作，有些人在任何环境里都一事无成。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环境对于感兴趣于自然科学的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其它任何时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学校录取学生要看家庭出身，想读研究生也不是每年有招生的，要报考多半还要工作单位批准，有了发现写论文不能到国际杂志上发表（否则有泄密或里通外国的嫌疑），与国外学者交流、到海外进修更是少有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因为有军事应用的研究，中国的科学研究主要是靠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回国的一些科学家静静地培养一些五、六十年代进入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而这些人是在不断的波折中成长或夭折。这一代人经过这样的“锻炼”，其中产生了好些能够以各种方式努力有所作为的人。邹冈当年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有少数留学机会时，他也被告知背景不可靠，要用他时可以让人“学习”他，转眼又会变成要批判“邹冈道路”。可是邹冈在这样环境下，仍然做出了久经时间检验的研究工作，是中国这一代中生命科学领域真正优秀的──也是值得其他各代科学人员敬重的──少数科学家之一。
五十年代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集中了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一批精华，邹冈一辈中有一些人有效地传递了中国科学研究传统中的优秀部份。八十年代初左右科学院的学术活跃气氛对周边和外地都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邹冈就很会向学生和同事转达他自己从科学进展中得到的兴奋、体会到的研究方式的优美。他演讲的味道，具有感染力，使人们能进入科学的美妙境界。他对科学的执着，大概是他在各种时代坚持进行研究的动力。他本来专业是神经药理，但他对神经科学其它部分的了解广度和深度都是很多同代人里面少有的。八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开始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神经系统。他长年对生命科学较广范围有文献阅读，其中包括离他本人研究较远的发育生物学。邹冈也推动了中国神经科学群体的相互作用。
我在１９８２年考虑申请研究生时，与上海生理所的冯德培、邹冈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安中教授（张昌绍之女）等联系，都收到有具体内容的回信，我后来越来越认识到这样受回信的统计数字对我自己和他人都很不具有代表性。而当时我还是一个“名气”很小的学校的大学生而已，这在今日中国也是要安于吃闭门羹的。我后来没考邹冈的研究生，去信说明，他也还回信来表示理解。我在跟张安中教授做研究生的两年中，常常去科学院听学术报告，也与邹冈教授有直接交往，还去听过他实验室的讨论会，我们的通讯直到９９年１月２１日，从而很深地体会到邹冈对科学的热爱。
９８年蒲慕明、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得中国科学院支持开始筹备建立神经科学研究所，９９年１月８日美国的《科学》杂志有介绍后，邹冈很快与我有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激情溢于言表。其后，我忽然觉得，邹冈如果回国对所里多个方面，特别是把科学的精神传下去这一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我向蒲慕明、吴建屏两教授提出，他们认为应该争取，都与邹冈联系。邹冈对这个没有预到的信息先是惊讶，继而，他对中国科学的热心使他较快地表明了他的热情。正当我们为此高兴，而邹冈也在开始准备完成美国工作以便参与迈出中国神经科学新一步的时候，他却不幸去世了，使我们在悲痛之外，又极感惋惜。
□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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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
在关心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时，想到中国科学史，常常使人感慨。
这里想谈一位对中国近代科学(特别对是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发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的人：林可胜(Robert K. S. Lim)。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
之一，他还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艺的人。林可胜又基本上不为中国大众所知道、甚至也几乎为中国生命科学界遗忘了。不久前，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得比尔(Vanderbilt)大学作学术报告时，遇到一位受过林可胜影响的美国教授，使我想提笔把这些年来从不同渠道得知的一些林可胜的故事记录下来。
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原籍福建厦门的新加坡华侨，据说曾是孙中山的医生，以后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林可胜生于1897，他在海外长大，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念医学院、并继而接受研究生教育获博士学位。他1924年回中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1949年赴美，先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研究员，后在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Miles Lab)任实验室主任，1969年去世。
在1920年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都还在起步阶段，一般能把大学课程开好就很不错了，有小规模的研究中又有相当的是类似测中国人血红蛋白量或骨头长短一类的虽然重要但不非常原始。那样的背景下，林可胜是中国早期能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他在生理学和神经科学有很好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成立协和医学院，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并有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有外界条件是不够的，林可胜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努力也是他取得科学成就的重要因素。林可胜主要研究工作是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他在痛觉方面有一项研究是用实验方法区分外周镇痛药和中枢镇痛药。一般来说，痛觉是外周受刺激，传入中枢神经系统（最后到脑），有多种镇痛药，如人们熟知的吗啡和阿斯匹林，理论上，它们可以是在痛觉传道通路的多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起作用，但药理学家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区分镇痛药是在外周起作用、还是在中枢起作用，林可胜实验室设计和进行了第一个有效区分外周和中枢镇痛的实验，并证明阿斯匹林是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的。这些实验到去年仍被英国科学家维恩爵士(John Vane)称为镇痛研究的经典工作，而维恩本人是因为研究阿斯匹林镇痛机理而得1982年的诺贝尔奖。林可胜对科学有持之以恒的热爱，在他逝世的1969年，他还有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生理学年评》。
林可胜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是协和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当时协和待遇与西方相近，可以招到很好的教授。协和解剖系早期的系主任Edmund Cowdery 回美国后是我们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剖系主任，协和药理系
曾招聘哈佛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因为哈佛医学生喜欢克来耶而
抗议，使他没有离开哈佛去协和。这些都说明当时协和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当时协和多数系科由非中国人主持。林可胜成为协和第一位华裔系主任，是其能力服人的表现。1949年后林可胜呆了一段时间的高等研究所，当时正是有爱因斯坦等人的高潮期。1957年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聘请林可胜去创立研究部门和主持一个实验室时，不是因为林可胜是药理学家，实际上，林可胜是生理学家。我在范得比尔大学遇到的那位教授曾在1962年左右到林可胜实验室工作过一个暑假，他的感觉是，迈尔斯药厂因为对林可胜的研究水平和名声的信服而聘请他，林可胜可以自由选题，并不一定要研究药物。林可胜是迄今为止在权威的年评杂志系列发表过综述文章的人数不多的华裔之一。1942年，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5年，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期，华裔中其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有：物理学家吴健雄(1958)、数学家陈省身（1961)、应用数学家林家翘(1961)、物理学家李政道(1964)和杨振宁(1965)。这几位最早为国际科学界推崇的华裔科学家中，以林可胜在中
国的工作为最长，实际上，他的事业有相当部分是在中国的。
因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和教育，林可胜对中国早期科技教育，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对科技教育界起了示范作用。因为林可胜的活跃，他在中国的工作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他对中国科技发展多方面起了很重要作用。林可胜创办了英文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在中国当时没有其它生命科学研究性杂志的情况下，这个杂志是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唯一杂志，范围覆盖了生命科学多个领域。主编这个杂志还有香港的安尔(H. G. Earle)、协和药理系主任伊博恩 (B. E. Read)和协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吴宪(协和第二位华裔系主任)。《中国生理学
杂志》质量之高，在三、四十年代有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John Eccles, 196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翘首以盼的时期，是中文科学刊物史上突出
的记录。可惜这样的记录在这个杂志分成在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杂志以后很难说再达到过这样的水平。林可胜也曾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1948年，林可胜作为中国生物医学的自然领袖，对中央研究院设立院士制度起了作用。
林可胜对中国的贡献超出科学范围。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他领导了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 1937年，林可胜在
汉口组织了20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林可胜主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一万五千多医疗技术人员。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1941年后出任当时政府军队医疗系统的主要领导职位，包括军医署长。林可胜不只领导组织，还曾亲上缅甸前线救护。林可胜在战时的工作两度为美国颁奖：1943年获罗斯福总统授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r)、
1946年获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林可胜在教育上为中国直接和间接培养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他和他的协和同事们，培养了中国最好的一批医生、医学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当时已有的医学院中，虽然还有几个较好的医学院，但协和是医学和研究并重的唯一学校，是中国学术医学的摇篮。以后中国大众比较知道的协和名医如妇产科的林巧稚曾跟随林可胜的同事伊博恩做过研究、内科的张孝骞从湘雅毕业后也在协和进修期间从事过研究、泌尿外科医生吴阶平是协和最后一届用英文开完全部课程的医学生。林可胜还直接培养了中国生命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部分的主要创立者冯德培。冯德培是因为全部在中国进行的科学研究成就，于198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四十年代中后期，林可胜指导以前做过自己学生的年青同事冯德培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1949年，大概是因为考虑到曾在政府和军队任职，林可胜离开了中国大陆。据冯德培后来告诉我，林可胜离开时大陆时，认为后继者冯德培应该可以留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中国科学，冯德培不负厚望，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后衍生为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几个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所，长期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主要中心。协和医学院衍生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主要支柱。抗战后，林可胜创办国防医学中心，成为以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和台湾的国防医学院。
林可胜离开中国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通过他以前的工作和教育还在产生，而且从他到美国后至去世以前，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发展。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在英文刊物上引用中国文章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邹冈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了吗啡镇痛的脑内作用部位，是领先于世界的一个工作。他们的论文先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的继续刊物《生理学报》上、后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林可胜大概一直在看中国的刊物，他在自己的英文文章里引用邹冈的文章，把中国的工作介绍给国际科学界，对于世界认可这项中国的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林可胜还是一位有趣的人。传说他讲课时可以用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据邹冈说，林可胜最早引起他未来妻子的注意是他画了她的像。作家林语堂在《八十自述》里回顾，在中国学潮时，林可胜曾给他庇护场所。在缅甸时，情况迫使下，林可胜自己还临时摸清了怎么开火车。我上面提到的美国教授对林可胜的优雅有很
深印象。虽然他当时是跟林可胜学生物学研究，林可胜在暑假结束时却送了他一套数学书籍。
回顾林可胜这样一位对中国科学和社会有贡献、又有个人特点的人，使我们特别有兴趣。了解一些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也许可以使人们珍惜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高质量开端和科技教育界人士形成的良好的传统，从而更加改善科技教育界的风气，努力推动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资料来源
1. 刊物：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Vol. 1-17;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The Pharmacologi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生理学报》。
2. 以下人 士的写作或交谈：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冯德培（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已故）， A. Goldstein（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系）， David Ong（Vanderbilt 大学生物化学系），S. C. Wang(王世峻), 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邹冈（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已故）。
http://www.ihns.ac.cn/members/raoyi/ryp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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