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无视基本常识的“社运”是祸害社会的行为；而对辛苦到港留学的内地学生的长期打压，是香港产业改革的其中一道死门。 如果香港人面对这个泛政治化问题，仍然只能以更大的泛政治化甚至狭隘的族群主义来应对的话，则香港发展的前途无望矣。
香港的反内地生广告
据中评社8月16日发表署名雷诺的评论文章称，无视基本常识的“社运”是祸害社会的行为；而对辛苦到港留学的内地学生的长期打压，是香港产业改革的其中一道死门。早阵子，竟然有人将大学民主墙的大字报搬到报纸上去，刊登头版广告要求驱逐内地研究生。如果“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则香港今日面对的恐怕是一场科研界的灭亡“疯暴”。
香港文化本来就不重视科研发展，要他们参与其中，更是浪费了他们珍贵的从政及赚钱时间。香港人对理工科研的冷漠，从一个例子即可尽显：香港大学曾经成功邀请一些美国顶尖科研机关的专家作讲座与招生，但这些讲座往往无人问津，出席的数名教授竟然比出席学生的数目还要多。是故，无论是大学研究生还是理工学系的教员体系，从来就高度依赖内地教员和研究生－－以港大物理系为例，仅26人的常规教员中，达11人拥有内地学位，这还没计算出身内地而从没入读内地大学的人－－而理工科研究生的内地生比例，恐怕是十之八九。
香港学生无心科研，绝非无因，自从香港回归之前资助教会学校泛滥、教育界由教协与教会掌握之后，学校就已经出现泛意识形态灌输－－每隔几天的早会，就是讲科学家自大狂妄，害人害己，所以最重要的，是皈依宗教。在回归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学校往往教导学生，香港所有的经济问题要么源于他人抢夺，要么就是分配不均，所以只要驱逐“抢夺者”，或者从他们手上夺取资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早在校本条例商议之时，当时的天主教教区主教即扬言，担心校本条例实行之后“电脑比宗教课还重要”，可见他毫不掩饰，绝不放开洗脑特权，不惜打压科技知识以巩固权力。
普遍港人承受这种意识形态洗礼后，最重视的是政治或宗教信仰，至于对信仰的理性审视、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以至如何改变求职前途的根本格局，对他们而言毫不重要。在这种中心思想之下，即使部份学生自小有科研理想，也必然逐渐在教育体系中磨灭，而当他们投身社会、拥有投票、参政及社会舆论的发言权时，他们在中小学教育中养成的本能反应就是在制度上盲目保护、维持反对派现有的特权机制和社会格局；而社会因这个格局无法有效发展而造成的共贫问题，则政治化地要求政府直接派发福利。是故每一次政府推行科研发展或者是产业改革时，市民不是反应冷淡，就是被政客带动群起攻之。因为对他们而言，扩大生产、增加总体利益是不重要的，反之，产业和知识体系的改变会导致新生阶层的崛起，威胁反对派的支配力量。
而由于长期被训练以政治和信仰的方式审视和处理各种问题，香港人已形成思想惰性，普遍对于极需要以科学方式严格观察的科研工作，实在是兴趣平平。加上在政治限制产业改革的现实下，科研工种极度有限，更加令谋求高就的港人毫无入行动机。
相反，由于内地始终更有系统地维持一种将科学家视为国家英雄的文化传统，内地学生对科研的向往，往往比香港学生要多。这种向往加上人口的根本差异，令内地产出了更多堪用科研的人材，于是香港亦自然得依靠内地的人口输入，填补人材流失。
从大学的利益角度而言，研究生就像是一种半训练、半工作的职员，虽然行政、教学和学术上不可缺少的指导须由教授负责，但实际的科研劳动及细部技术工作，却是研究生自己来。是故，研究生实质上对于大学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不能单纯视为吃政府资源的。而所谓高薪礼骋的内地教授，更年年大量出版研究结果，以维持大学的整体排名，绝非白吃薪酬之辈。他们与仅有的香港科学家，一同苦苦支撑着这个“缺水缺人”的科研体系，换来的却是大学民主墙的文字批斗，到报纸上驱逐他们的呼喝。所谓的普世价值，难道就是把他人的劳动力榨干耗尽之后，不喜欢就将他们驱逐出境，排诸门外？
实际上，由于有限的学额和根本的人口差异，内地生来港就读的竞争远比港生升学严峻，而维持这些竞争的公开试、雇主或教授推荐、科研发表和校内成绩审查选生机制，本来就是维持学生质素的一种根本办法。如今该广告竟要大学绕过这些基本门槛，完全优待港生，这在科研上不单有害于研究团队的素质，更难以把真正希望进行科研的人，和以考入科研学系为名、马虎毕业冒充学者当政客的投机学生分辨开来。毕竟，进入大学后以读书为名、以动员学生搞政治运动为实、结果七年十年没有毕业的学生，香港早有前科。
笔者无意深究围墙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者其根本的正当性，更无意谈论借科研搞政治的道德诚信，只说铁一般的现实，乃现今香港学生普遍既缺乏能力，更毫无热诚投入科研，是故大学才苦苦外求人材，填补大学科研体系。一旦像这张广告的族群主义手法得逞，把内地教员和学生驱逐，结果将是人员体系的大量失血，大学科研体系将土崩瓦解，以后香港学术界不单在国际上无以立足，香港将失去发展金融及政治以外的优势产业的机会，可谓永不超生。
香港得益于制度上的得天独厚的商贸垄断，在可见将来经济必能维持，但受害于产业狭窄，高价值工种必然受限，垄断商贸的真正红利不大，结果使繁荣不能惠及大众。而产业的狭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无论大众的总体意志还是学生个人，都缺乏对科研与高技术工业的兴趣和投身其中的意志与实力，而这一点，只有从教育的泛政治及宗教化的根本问题上洗心革面，才有希望在遥远的将来解决。如果香港人面对这个泛政治化问题，仍然只能以更大的泛政治化甚至狭隘的族群主义来应对的话，则香港发展的前途无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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