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20日，中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有分析称从习的讲话中看出，此次的讲话是习对现任宣传部长的工作指导，或者说是对宣传口今后几年的工作指示，这也成为今后中共宣传口“收紧”还是“放松”的标尺。现记者带大家回顾一位中共史上中宣部任期最长的元老----陆定一，作为宣传口的主管高官，他的遗言“要让人民讲话”成为世人心中的永恒。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共重要文化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宣理论的奠基人。在1944年12月至1952年12月以及1954年到1966年期间，掌管中共中央宣传口，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任职中宣部部长一职最久的官员。
中共老一辈高层领导中，陆定一是极少几位拥有正规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之一。陆定一5岁开始读书，12岁入南洋附中学习，19岁毕业于南洋大学，学习电机工程专业，他不仅工科成绩优异，精通英语、德语，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在南洋大学就读期间，陆定一受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加入了共青团，并于同年加入共产党。也许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学历背景，所以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担任中共的宣传工作----入党两年后，即1927年就开始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1927年“八七会议”汉口召开，这种最高级的，最机密的党中央级别会议，总共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当时作为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也参加了。在江西土地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又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抗战后，八路军开赴前线，他开始担任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下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1941年他回到延安不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又出任党中央的宣传部长，直到文革中被捕。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上康生说：“陆定一是特务。”之后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转往秦城监狱，编号68164，在那里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了13年囚禁生涯。
作为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不大讲技术。陆定一曾经表示，“斗争哲学”是一种反党说法，这个话不是他个人说的，他说这是毛主席讲的。当初国民党“CC”派系复兴社办的刊物，一天到晚说共产党讲“斗争哲学”。国民党利用这些口号来反共，要使所有的人怕共产党。“斗争哲学”这个东西，解放后若干年成了神圣的教条，但延安时期，当时国民党确是极力宣扬共产党是讲斗争哲学的，目的是要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叫人民怕共产党，所以不采用“斗争哲学”的说法。
晚年陆定一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诉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第二，应该科学地解释它，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对执政党反腐问题，他说：“从管理学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层楼。反腐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
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的曾彦修回忆起陆定一时说，“陆定一这个老前辈很特别，几乎一生都任各种宣传部长，但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他作为宣传部长，不怎么写东西。”
1996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临终前的言论被指有间接支持多党制的倾向，作为1925年即加入中共的绝对元老，是极为罕见的。据其子陆德证实，陆定一临终前只留下两句遗言：“让孩子上学，让人民说话。”
附：陆定一的中宣部往事
陆定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部长。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他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56年1月，在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做报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则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学术问题应当允许自由讨论”的主张。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正式宣布这个方针。
这一年的10月，中宣部邀请了60多名科学文艺工作者开会，陆定一就“双百方针”提出五点意见：
一、除了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教育外，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陆当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是反动的也可以请）。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尽可能出席。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
1986年，陆定一的传记作者陈清泉曾邀请他在“双百方针”30周年时，写一篇纪念文章。陆定一在这篇文章里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就是例证。”
江青管理文艺后，提出每部电影中宣部都得审查，陆定一回答，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所有干部都去也审不过来。江青要求戏剧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陆定一又主张对传统剧目，不要过多干涉。
1960年，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应当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的邀请，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戏剧上演后，江青提出要组织批判这部作品，结果遭到包括陆定一在内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的拒绝。后来她秘密向上海市委求助，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康生又把这出戏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指责该戏是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当时，中央有规定，要点名批评知名人士需经中央批准，陆定一等人就以此为据，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姚文元的单行本经毛泽东批准发行，《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才陆续转载了姚的文章。但陆定一和彭真还颇费苦心，组织人撰文，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范围。
彭真和陆定一还是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开会讨论，坚持学术争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的以势压人”等。彭真还命令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将会议内容结成《汇报提纲》（因发生在1966年2月又称《二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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