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
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
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讲真话！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
“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
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富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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