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高官的工作分工让西方思维的人匪夷所思，之前的中国总理专业背景皆是理工科出身，水利、电机制造、地质是前三任总理的教育背景，并在所对应的领域服务了多年。可以说，那是个“工程师治国”的时代。自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坛“文理”结构出现大转折，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已经从由理工科出身占绝对优势的集体，变成了以文科，尤其是经济和法律出身为主体的领导阶层。可以说，“文科生”正主导中国的政坛。
观察人士认为，相比工科，文科背景的官员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对历史的感悟要更为深厚，对社会矛盾的化解会更全面。从工科治国到文科理政时代的转变，体现出中共的执政思维正发生转变：对经济抑或社会问题的处理不再仅盯着方法论，不再单纯区分定量和定性的问题，而更多从意识形态出发综合考量各种要素。
李克强牛刀小试折服西方
中国总理李克强是这届政府成员“文科生”的最典型代表。他不仅拥有法学学位，还是一名经济学的博士。从履新之初到现在的种种表现来看，文科出身的李克强比工科的温家宝更能认清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对问题的处理也更加科学有效。
在过去十年的宏观调控中，温家宝对经济开的药方非常明显的凸显出理科生的思维习惯：找问题的最优解。面对经济下滑，温家宝除了依靠政府大规模刺激外，还不遗余力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在“存量市场”上不断重复着“放水”和“抽水”的工作。据媒体统计，温家宝过去10年一共调了39次存款准备金率和17次利率。无疑，温家宝所使用的这些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看来完全无误，并且，这些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不过，这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地方债膨胀、物价房价高企、流动性泛滥等等。
当然，温家宝所实施的政策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工程师治国的年代，中国的官员大多出身工科背景，在他们外出访问学习的过程中，带回中国的也大多是理科思维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过去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在“二元对立”的西方经济学范畴中，明显忽略了“人”的要素。在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西方那套经济学理论已经很难适应现实中国的需要。李克强和他领导的文科班子需尝试一种新的模式。
中国8月份经济数据的翻转或许可以算作李克强及他的团队所作尝试的回报。中国政府部门发布数据显示，8月中国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7.2%，远超外界5.5%的预期。贸易顺差达到285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最高的单月值；8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这是17个月以来的高位，高于上月9.7%的同比增幅；而且，零售和投资数据也都相当强劲。李克强自上任以来便在政策上试图和前任划清界限。他一再强调要实施全方位的改革，不搞短期的经济刺激。在“连续下放行政审批权释放经济活力、坚持不救市并提出‘盘活存量’、通过新型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建上海自贸区扩大改革开放”等思路指导下，中国经济终于在8月份告别了低迷的上半年。多家国际媒体更是用“复苏”这个词形容中国经济在这个夏天的表现。
分析人士称，相比温家宝直接为经济开的刺激药方，李克强则选择了较为迂回的方式：拒绝刺激，通过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来释放红利。有人甚至冠以“李克强经济学”，其核心要义是简政放权，统筹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中长期问题，从频繁的宏观调控转向可预期的宏观管理，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释放民间活力和创造力。“克强经济学”牛刀小试即成功堵住了国际社会唱空中国的悠悠之口，多家国际投行已经毫不脸红地迅速改口，纷纷调升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期，西方媒体更多了赞叹之辞。
而且，在处理贸易争端的过程中，李克强也尝试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面对此前的中欧贸易争端，李克强没有揪着双方的争议不放，而是权衡了各方利益后承诺“提高光伏产业价格并限制出口规模”，这促成中欧最终协议的达成并成功避免了这场一触即发的硝烟战。此举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处理贸易争端的新模式：化“二元对立”为“对立统一”。观察人士称，这种思维的转变也正体现出文科生思考问题的方式。文科与理科这一不同的学习经历，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当面对同一目标的时候，理科生的思维模式是直指目标，文科生的思维模式是迂回到目标。而后者更适合应对复杂局面。
“文科”主政体现时代转折
在2003年中国加入WTO初期，中国国务院5位总理与副总理中，还有4人拥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但到2008年则变为其中4人拥有文科教育背景。再到2013年，5位正副总理全部拥有文科教育背景。文科的味道越来越浓。
事实上，这并非偶然现象。2012年中共18大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细数205位中央委员履历发现，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是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或者是具备理科、文科复合背景。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报道中还认为，这“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全面进入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具备人文社科知识背景的精英治理时代”。
不仅如此，主导中国综合性政策研究的国务院研究室“一正四副”成员中，除了副主任石刚是工学硕士（但他在1986年开始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工作，主要从事经济预测与分析）之外，其余四位皆是地道的文科背景出身。研究室出任宁吉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钟契夫（专于再生产理论和国民经济计划方法论的研究）。副主任田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副主任黄守宏是位管理学的博士，曾多次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副主任韩文秀则拥有经济学硕士和金融学博士学位，他曾指出“不要对定量和定性加以区分，应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方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是国家越来越成熟的标志。他分析说，“学工程技术的人员研究具体的自然规律、实施工程制造等，主要是和‘物’打交道，长期以往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而文科背景的官员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对历史的感悟一般比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要更为深厚一些，对社会矛盾的化解，有更广泛深入的了解。”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向民曾透露，省部级或者更高层领导拥有文科教育背景，体现了时代的转型特点。“现代社会要求治理地方，不仅要具备科技知识，还急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知识，文科背景的有所增加。”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陈云教授也说，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发达国家也多如此，因为当代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人文科学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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