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2日，济南市中院对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进行公开宣判，薄熙来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判决等于给薄熙来事件画上了句号。
薄熙来事件之所以给人带来震撼，除了因为它的政治影响，还在于事件处理中所体现的法治精神。从薄熙来被停止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到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再从依法指定异地审判到公开透明的审理判决，在整个案件的查办中程序正义得到体现，客观证据重于口供，控辩双方和被告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尊重。
薄熙来案的审理过程也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让人说话。允许薄熙来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自辩并将其辩词和整个宣判过程透过微博方式对外直播，不仅体现了中共的自信，也展现了中共要在司法轨道上依法处理该案的决心。薄熙来案的透明处理说明“让人说话天不会塌”，让人说话本身就是反腐的措施之一，人民大众如果都能够在公正透明的基础上发扬舆论监督的效力，腐败就难以藏身和发展。让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自辩，用法律来保障并规范人民群众的说话权利，这不仅是民主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现代文明治国的重要手段。
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不以法律作“政治审判”，是此次审判的另一特点。薄熙来事件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将薄熙来事件进行政治定性的观点却从来都不是中共党内的主流意见。从薄熙来事件爆发开始，中共就一直努力淡化其政治色彩，寻求以司法方式进行公开处理。薄熙来最终被去掉有关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相关指控，仅仅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三罪被提起公诉并依法审判，正是党纪归党纪、法律归法律的直接体现。这一看似政治妥协的处理，恰恰体现了极其难得的司法意识。就中国今天的法治情况而言，搞清楚党纪和法律的区别，即党纪是针对党员的行为规范，法律是针对国民的行为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只能做到依法审判而非依党纪审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什么法治都是空谈。
薄熙来在过去几年一直扮演着法治破坏者的角色，他虽然可能也做了不少利于民众之事，但是透过破坏法律和制度所取得的政绩不仅代价太大，而且也是对法治理念的严重冲击。薄熙来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在重庆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非法剥夺了很多公民的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但是现在，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却完全以法治方式透明进行，保证了薄熙来作为被告的所有权利。这种反讽式的对比，不仅强化了此案的司法意义，也是中国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贯彻落实依法反腐思路和依法治国理念的明确体现。历史上，中共也曾反腐败，但总是有太多的政治考虑和政治处理方式。外界对中共反腐有“刑不上大夫”的指责、有“党纪替代法律”的指责、有政治路线斗争的指责、有官官相护高举轻打的指责，这些指责不是空穴来风，中共必须要深刻反思。即便在中共党内现在还有这样一些观点，认为如果把某个或某些腐败分子完全暴露出来并严格依法处理会有损党的形象，会让人民失去对党的信心。而实际上，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不仅扭曲了中共的政党性质，也破坏了中共继续执政的政治基础。中共的执政地位和其所拥有的全部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牺牲和信任，腐败会让这一切全部丧失。再者，中共作为一个仰仗人民支持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把为民谋利和建立公平社会视为天职，将贪腐和特权视为政治上的背叛，这就是中共一直宣导自己与资本主义政党的差别。
腐败在理论上不是中共的性格，但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现实证据。经过前后两个三十年反腐实践的中共必须明白，靠自我更新、自我修正、自我治疗、自我监督式的反腐难以铲除腐败。
中共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已经滋生一种腐败文化，特别是围绕权力的各种经济势力，这些“钱袋子”已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这是腐败不断滋蔓深入的土壤。要根除腐败，就必须铲除这些土壤，而有效铲除腐败土壤只能依靠法律进行，与法治错轨的其他反腐方式不仅人民群众不会满意，甚至连贪腐分子自己都不服气，其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有时更会背道而驰。腐败的源头是滥用权力，要消除腐败就必须监督和制约权力，这需要依赖法律和制度。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这才是反腐工作的正确轨迹。
中共之前的“法治”主要侧重于立法，也就是建立完善配套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随着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今后的法治建设应该更侧重执法，让法律发挥其刚性约束力，做到“有法必依”。对于中共来说，必须将对法治的共识贯穿于反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把所有组织和个人都置于宪法与法律的监督之下，要让所有官员都建立起敬畏法律的法治意识，要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都感受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遏制腐败，才能建立起依法治国的基本共识。
中共希望以一党执政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这种制度虽然说有着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前提与基础，但并非理所当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不再像“六四”之前或此前十多年，有那么多人把西方政治理论奉为真理。然而，中共的政治体制毕竟与很多国家有着差异，作为一种创新的尝试，中共需要不断提供更充分的现实和理论依据，这也在客观上成就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对中共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当社会现实已经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普遍概念、即一党执政的直接后果就是组织僵化、改革停滞、腐败蔓延、官僚专制的印象时，中共就必须为执政合法性不断确立新的理论基础，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随时展示出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意识、意志和能力。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成功领导中国独立革命和解放战争的中共在改革开放中铺就了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基本轨迹，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政绩。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共始终面对如何从一个颠覆旧制度的革命者向新世界的管理者转换的议题。老实说，中共这个转变并不很成功，也因此而犯了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严重伤害人民利益的错误，贪腐滋蔓得不到有效遏制也是其后果之一。中共早就不再是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历史进步和客观现实都要求中共必须尽快完成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要完成这个转变，就必须先改造其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要学会用法治思维取代政治思维，用法治方式取代斗争方式，用法治反腐取代文件反腐、党纪反腐、政令反腐。在任何情况下，法律都是必须坚守并不可逾越的红线，建设法治国家，尊重宪法和法律，必须成为中共党内的基本共识。
薄熙来案是中共进入习近平时代后“解剖的第一只麻雀”。中共这次对薄熙来案的处理之所以让这么多人惊讶和赞叹，就是因为从来都没人相信中共会如此处理：不政治、不作秀、不霸道、不一厢情愿、不自说自话----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我们认为这种开明和自信，是对中共以往所表现出的封建官僚主义、革命党心态和老旧政治传统的一次拨乱反正，为中共依法反腐提供了一套标杆尺度。中共在薄熙来案处理上严格依照司法规则是其一赢，庭审笔录即时公开是其二赢，程序透明是其三赢，法官素质专业开明是其四赢，控辩双方专业形象树立是其五赢。当然，其实真正的赢家是中共自身。薄熙来的“雄辩”恰恰在为中共“贴金”，反衬出新领导核心的胸怀。所以，政治领导者形象的树立和人民坚信最高层依法反腐，及建立法治社会的信心挽回是最大的赢。
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切实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随时都要以身作则，要在每一件小事上、每一个案例上都体现愿意承担推动中国法治进步重任的勇气。习近平不是说扫除“四风”要从政治局常委做起吗？我们深信中共将持续推动依法反腐，会对涉入贪腐的更高层政权人物采取严厉的反腐行动，而且会打破外界对中共反腐“刑不上常委”的既往认识。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面临复杂而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彻底调整中共对政权性质的既往认识，必须重构中共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举动已经让人感到不同，他提出的“以宪治国”主张，把法治摆到了更为重要突出的位置，已经加速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我们相信这种“不同”以后还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会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种信息中，我们隐隐听到了改革的鼓声，习近平时代的改革不是镜花水月。薄熙来案的依法宣判证明，中共已经开始透过依法反腐来重拾人民信任，也必将透过依法治国来强化其执政党思维，学会用法治的方式更现代地与世界沟通。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要有一些重要节点作为支撑，薄熙来案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虽然薄熙来案的宣判意味着薄熙来事件被画上句号，但该案必然成为中国社会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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