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必须与时并进

香港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9月25日发表文章指出，香港回归、平稳过渡的历史任务已完成了。现在是公民参与、民主治港的新里程，《基本法》必须与时并进，走向50年不变的下半场。该篇文章全文如下：

一石激起千重浪，公民提名的建议，引来张晓明的官方响应。张晓明说：特首选举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并无其它选项。公民提名漠视《基本法》明文规定。意思清楚不过了，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不是特首的提名办法。政制讨论还刚开始，张晓明便高调堵塞了寻找政治共识的机会。

范徐丽泰和陈弘毅，深明目前中央对特首提名的立场，不易动摇。因此，提出折衷的办法，试图拉近双方的距离，让空中对话有着互动。范徐丽泰说：提名委员会成员可公开作个人的承诺，某人若取得若干数量的选民提名，提委会成员会联合提名该人。陈弘毅说：可于特首选举的第一阶段以公民提名方式推荐“申请人”，再由提名委员会在“申请人”中选出“候选人”。

万变不离其宗，以“公民推荐”作桥梁，提名委员会仍是不可踰越的关卡，如张晓明所说：《基本法》的规定“不可踰矩”。但范徐丽泰和陈弘毅的诚意和努力，仍值得欣赏。很多时，政制共识是互动中出现的，要相信香港人的智慧。

不是要违反《基本法》，而是寻求一个更宽阔的政制空间，适应时代的变化。不容否认，1980年代香港回归，尽管民主派对政制发展不满意，但《基本法》的其它部分，尤其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确曾起稳定人心的作用。因此，没有人否定《基本法》。

随着形势变化 可作更宽松解说

《基本法》1990年通过，至今23年了。现时，社会缺乏互信，修正接近渺茫，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可作更宽松的解说。无论如何，《基本法》与中国宪法一样，要与时并进。以中国宪法为例，自1949年颁布以来，总共有4次重大的改动。现时的“八二宪法”，也经历了4次修正。

没有宪法的修正，今天中国不允许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宪法第31条，中国更不能有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今天中国，连“马恩列史毛”都可以“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可冠以“中国特色”之名，说明邓小平一个朴实的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要发展，宪法要相适应。同样地，香港要进步，《基本法》未能修正，也宜作更宽容的解说。23年前，《基本法》通过前，姬鹏飞曾说明：《基本法》两个重要的精神，是“实现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简而言之，是香港回归与平稳过渡。因此，《基本法》最常见的用语，是原有的制度维持不变。不变，港人才放心；不变，回归才可能。

最形象的说法，是马照跑、舞照跳。这是23年前的事了。如今，香港回归了16年，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突显《基本法》与现状不适应之处。

第21条，港区人大代表由“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当特首和立法会实现普选，人大代表会否面对普选的挑战呢？

第22条，中央征求香港意见，确定“进入香港定居的人数”，但港人期望的是“香港审批权”。

第24条，香港永久居民的定义不清，双非子女都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是明显的法律漏洞。

第40条，保护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引发城乡的矛盾，质疑丁屋的“可持续性”。

第67条，容许20%外籍人士当立法会议员，原是为了稳定部分功能界别，但普选后如何执行？

第107条，特区的财政预算，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束缚了香港财政的灵活性，尤其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的日子。

更过时的是政制部分

《基本法》的争议和漏洞，影响香港的管治和施政，引发官民的矛盾和冲突。然而，更过时的是《基本法》的政制部分。以特首的产生办法为例，根据《基本法》45条，特首“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了切合中英联合声明，“协商”的写法是无可奈何。如今，“协商”虽没有采用，但仍存于《基本法》。但过时的远超过“协商”。当年《基本法》的政治设计是行政主导，避免政党政治，没有公民参与。政制承袭英国殖民地的精英管治模式：总督会同行政局管治香港。

回归后，总督改名特首，行政局改名行政会议，原有的权力架构没有改变。由《基本法》54条到56条，全是围绕特首与行政会议的权力关系，甚至有这样的条文：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行政长官如不采纳行政会议多数成员的意见，应将具体理由记录在案。回归16年，政治出现巨大的变化：特首有权无票，立法会有票无权，政党向选民负责，却永远不能执政，全部都是反对党。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兴起，民众力量壮大，要求直接参与改变政府的决定。

今天，《基本法》怎能忽视政党政治和公民参与？若《基本法》仍是老黄历，连解说都不动如山。特首没有执政党支持，行政会议犹如花瓶，立法会全是反对党，即使普选了特首，能按政纲顺利施政吗？

面对管治的困局，现时的解决办法，是借助西环力量，介入香港事务，成为香港第二支管治队伍。早年，介入是不公开的。近年，中联办愈走愈前，协调立法会选举，介入特首唐梁之争，公然违反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梁振英当选后还立即到中联办谢票，这是饮鸩止渴，自毁《基本法》长城。

事已至此，《基本法》不能不作改变，赋予特首真实的力量和方法管治香港，不再倚靠中联办拉票、助选和干政，让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重回正轨。简而言之，普选的特首须有政党政治相配合，取代拉杂成军的行政会议成员，组成特首的政党内阁或联合政府。更进一步，全民提名和全民投票，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参与，不应视为颜色革命的阴谋。

政党背负选民的希望，不愿意永远不能执政。港人不甘心做旁观者，重大事务要直接参与。一旦公民社会成熟，这些诉求回避不了，不能藉违反《基本法》扫到地毡底去。尽管修法艰难，但宽松解说《基本法》，也曾试过，有何不可？

走向50年不变的下半场

环顾世界的民选政府，政党政治和政党轮替是常态，偶尔会用全民投票解决重大分歧，这不是新鲜事物，更不是洪水猛兽。这是民主社会的润滑剂，藉民意作盾牌，缓和政府和人民内部矛盾。但政府仍然遵守《基本法》和《总则》第一条：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当前，民主普选和公民社会出现，香港要改变的不止选举和提名制度，而是要改变行政和立法的关系：一个有执政党支持的特首，一个可轮流执政的反对党，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避免香港继续内耗空转，避免西环干预香港事务，影响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面对重大的变化，《基本法》要高瞻远瞩，不要用狭义的解释，封杀现代社会的诉求。

香港回归、平稳过渡的历史任务已完成了。现在是公民参与、民主治港的新里程，《基本法》必须与时并进，走向50年不变的下半场。这不是否定《基本法》，更不是什么颜色革命，不必对此抱着疑虑与戒惧，更不要死守过时条文的解释，与人民继续对立，令政府不能做事，让香港继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