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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安非法治谣遭批 “寻衅滋事”成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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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政法系统、宣传系统等相关部门联手整肃网络,各地公安机关闻风而动,在拿下秦火火、薛蛮子、王功权等网络名人的同时,还集中处理了一批涉嫌网络造谣、传谣等非法行为的网民。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公安机关多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的法律名目将其逮捕。观察人士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受到稍早前中国两高(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对“寻衅滋事罪”作出的新解释的影响。不过专业人士多认为,在各地公安机关具体操作整肃网络和打击造谣传谣行为的执法过程中,却多有违法之嫌。而“寻衅滋事罪”就成为了一些执法者以非法手段治理非法行为和“以法谋私”的“欲加之罪”。

非法手段治理非法行为 地方公安机关遭批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湖南省冷水江市一位名为段小文的网络爆料人,在9月23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警方称,段小文策划了2012年年初发生在长沙的一起跳楼闹剧。

事实上,在今年1月即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大兴反腐整风网络举报之时,段小文因在当地论坛发帖指冷水江一名女干部曾是“月季花小姐”选美比赛获奖者,并质疑该干部有“神秘推手”而被拘留十日。而在近期,段小文又在网络上通过视频、网帖等爆料称,冷水江市一栋五层楼房建在防洪堤上,楼房顶上还建有一栋别墅。在9月11日,这栋别墅已被拆除,“但楼主身份被曝光,父亲是退休的公安局长,儿子是现任公安局副局长”。

9月18日,段小文再次爆料称,“最牛公安局长别墅被拆事件发生后,局长今天派警察到浙江舟山向举报人取证”。在段小文被刑拘前发布在天涯论坛的一则帖子中表示,他因举报当地公安局领导违建而遭到报复。他写道,举报别墅违建被拆除之后,有人跟踪他拍照。“局长同志,我送你一句话:把我逼急了,我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式。”

面对段小文近乎赤裸裸的威胁,冷水江市公安局随即在9月23日将段小文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冷水江市看守所。湖南省官网并于当日发表新闻称,段小文因唆使、伙同他人在长沙市故意制造跳楼闹剧,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涉嫌寻衅滋事罪。

观察人士认为,段小文可被认为十八大后网民竞相以举报方式参与反腐整风的代表性人物。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段小文的一系列举报内容是否完全合法真实尚未得到有力证明,而冷水市的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有报道称,段小文证实,在网上发帖炒作跳楼是“自己一手策划的”。不过对于段小文被刑拘,其代理律师提出两点质疑:一是跳楼事件发生在长沙,就算违法也应归长沙警方处罚;二是2012年年初发生的治安案件已超出处罚期限。因此,冷水江市公安局在执法过程其实也涉嫌违法。

舆论较为关注的是,冷水江市公安局尚未对段小文所举报的违法法别墅相关细节作出回应。尽管段小文已透露该别墅已被拆除,但举报牵扯出退休的公安局长父亲和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儿子后,却没了下文。而在刑拘段小文过程中,前后公安局领导是否插手其中,施加影响,也未必没有可能。另外,父子皆为同一个市级公安局领导,而在其组织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违法违纪现象?当地政法系统是否产生了权力家族化现象?这些问题其实在一些地方官场较为普遍,在冷水江市是否存在也值得进一步追究。

“寻衅滋事”或成执法者欲加之罪

在段小文事件之前,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少年杨某发帖质疑官方遭刑拘事件也引起了舆论轰动和强烈关注。当地公安机关声称,杨某散播谣言、煽动群众游行,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并对杨某涉嫌寻衅滋事立案侦查,继而将其刑拘。

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川县公安局与冷水江市公安局刑拘网民杨某和段小文的名目均是“涉嫌寻衅滋事罪”。

据悉,寻衅滋事罪最早出现于1979年刑法中对流氓罪的相关论述,当时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之后,“寻衅滋事”的相关的法律外延不断扩大,内容亦不断细化。2013年7月22日,中国两高联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进入施行阶段。此次《解释》认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解释》中并详细列述了需要加重判定和量刑的若干具体情形。

有观点指出,这一罪名范围之广、规定之细,在大多数国家较为鲜见。由于中国官民对立情绪严重,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网络成为底层民众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对抗强权、伸张正义不可或缺的平台,该《解释》的出台被认为是主要适用于广大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尤其是权益受损的普通民众,意在防止和制裁其采用非法手段或造成过大的社会影响。虽然《解释》对“寻衅滋事”的规定排除了一部分引起纠纷的情形,但是因“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四项表述边界极为模糊,缺乏客观评判标准,无疑为执法者任意执法,甚至是“依法谋私”、借公权力达到个人目的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由于过去多年来中国各地政法系统在法治建设方面一直未能达标,也难以避免公安等政法部门在执法时僭越法律边界,采取违法手段达到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人利益的目的。

事实上,自两高《解释》出台前后,中国各地公安机关几乎同时展开了一场打击造谣、传谣等网络违法行为的行动,并且进展迅速、“成果”突出。仅山西省公安厅便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一省范围内查处101人,其中许多人被行政拘留。而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数百人因各种经济、治安、嫖娼等原因被拘捕。而各地公安机关在对外声明中似乎不约而同的使用了“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说法。不过,其适用是否合适,执法者的真实动机却需要进一步调查和判定。

在甘肃刑拘发帖少年事件发生后,网民迅速挖掘出其公安局一把手白勇强其实是一名已被司法机关确认的罪犯,因此前一次法律判定中曾标明其曾向上级行贿。网民们还发现,该县虽是国家级贫困县,却建有豪华行政楼;其县委书记曾佩戴多款手表,并曾突击提拔干部等。有网民据此认为,当局如此急切地抓捕体制外批评者,概因“做贼心虚”,担心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被其揭开。

在网络一片声讨声中,官媒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初中生刑拘案不能成劳教借尸还魂》指出,张家川公安发布的声明称,杨某是以涉嫌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并解释是对情节严重、发帖转载500次以上的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拘。但在两高《解释》中,对发帖浏览和转发相关规定的判定标准是针对“诽谤他人”罪的,而非针对“寻衅滋事”。党媒《人民日报》也在9月25日发表文章《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指出,少数地方的少数执法者未能准确把握这一解释的精神实质,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气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观察人士表示,由当前的迹象来看,中共政法系统、宣传系统等相关相关组织部门联合发起的这场网络舆论整肃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虽然总体上达到了规范互联网运营秩序的目的,但是也暴露出在政法系统,尤其是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一些身居要位的执法者执法过程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要求?其本人法治素养是否合格?在其积极响应整治网络举报和谣言的背后是否单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私利?是否牵扯到一定的利益关系?其他检察院、法院、政法等机构为何没能尽到监督制约之责?这些都是中共领导集体需要重视、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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