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大名”。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却一度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他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共的舆论总管，却捉刀杀人，负债累累；他一生摇摆不定，却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是林彪的“亲密战友”、江青的“马前卒”；他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却把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成为阶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陈伯达的厚黑人生》，回溯陈伯达坎坷人生。
陈伯达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左起：陈伯达、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第一章 妙笔华章一怪杰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
家庭的贫困潦倒，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记。只记得上过本村的私塾、小学；又因家境的贫寒，只能去上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驻沪记者，又编过杂志；写过小说，又幻想过成为诗人……
早年的陈伯达，在那个纷繁多幻的大千世界里飘泊、浪游；但并没有使他找到一个安稳的栖身之窝。
一介书生 少校秘书
1926年夏季，陈伯达来到了福州，此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张贞，率部驻防福州。经他的朋友张党党的介绍，陈伯达结识了张贞。张贞是陈伯达的同乡，对他颇为赏识。原因据说是张贞看中了陈伯达的笔头。他身边有的是枪，就缺少一支笔。张贞聘请陈伯达为秘书，陈伯达几乎受宠若惊，满口答应。这样，陈伯达替张贞捉刀，起草各种文书。
当时何应钦在福州创办了“军事干部学校”，兼任校长。经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的政治教官，少校军衔。一介书生成了“少校秘书”。这时的陈伯达，23岁，月薪160元大洋。陈伯达可谓真有点踌躇满志，暗幸自己时来运转。
1927年，张贞率师北上攻入浙江，打败军阀孙传芳，一直打倒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上将军衔。
倘若陈伯达一直跟随张贞左右，则会在国民党系统内飞黄腾达，步步高升。
可是，在福州，他却突然离开了张贞部队。陈伯达为什么会放着“少校秘书”不干呢？
那是因为摇摆不定的思想天平，又使他朝左倾斜。
陈伯达在福州时，与中共党员陈少微常来常往。
受陈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倾向于共产党。可是，陈伯达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关注。
1927年3月下旬，张贞收到来自南京的密电，要张贞就地处决陈伯达，尽管当时陈伯达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那些右翼人士深知他与中共来往密切，把他视为“赤色分子”了。
赤色分子 危在旦夕
陈伯达的性命捏在张贞手中，危在旦夕。
幸亏张贞没下毒手，因为自从陈伯达成为他的秘书，彼此颇为融洽，私谊笃深。张贞秘密通知陈伯达，要他立即逃离福州。张贞慷慨地赠送陈伯达1,000元大洋作为路费，并派心腹军官林学渊护送。
陈伯达犹如丧家之狗，逃往厦门。在他的姑表兄弟黄泰楠的帮助下，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的天花板上面。不料，追捕者跟踪而至，看来天花板上面也不是“保险箱”。事不宜迟，与林学渊、黄泰楠商量，回老家显然不行，去广州无疑自投罗网，剩下的一条生路便是前往上海。
天茫茫、水苍苍，前程福祸未卜。忧心忡忡的陈伯达踏上了上海码头，而此时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陈伯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已经截然划开。
23岁的陈伯达，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已来回晃动过多次。在反革命势力猖獗的上海，本来陈伯达很可能倒向他们一边。然而，那“就地处决陈伯达”的密令，却使他无法再向后退一步。他无法再倒向右翼势力了。
生存的欲念，迫使他倒向左翼。陈伯达取得了与中共党员陈少微的联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少微成了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
如惊弓之鸟的陈伯达，找到了暂时的避风港。
1937年9月，已经从苏联回国7年的陈伯达带着妻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生地疏，在那里不声不响。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教书，但教书并非他所长，因为许多学生反映说，听不懂他的课。陈伯达觉得很委屈，彷佛在延安坐的是冷板櫈；有点后悔，不该来延安。陈伯达的情绪跌入了低谷。
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使陈伯达的灰色生命，露出了转机。
那是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讨论的是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说，孙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以为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沉默地听着双方的争论。双方各有道理，争得不可开交。
博古通今 敲开大门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使毛泽东能够听懂他那浓重的福建口音。陈与众不同，他采取了把双方对立加以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含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的目光，注视着陈伯达，并轻声问旁边的人，“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旁边的人在纸上写了“陈伯达”三个字。
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的发言很好。”
散会后，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当时毛泽东的客人还有一位美国记者。
起初，毛跟美国客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把目光转向了陈伯达，问起陈以前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绕有兴趣，他们之间就有了共同的话题，愈谈愈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了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捩点。
被毛泽东看中，陈伯达欣喜若狂，从此就不再坐冷板櫈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开了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几乎都去听。他的讲座，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了《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地呈送给毛泽东，并诚恳地请毛泽东指点。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读后，就提笔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这次破例，给陈伯达写了长达一千多字的长信。
政治秘书 飞黄腾达
陈伯达一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地器重，于是就急急忙忙向毛泽东呈送了《孔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
借助于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亲近起来，也为陈伯达敲开了步入中共高层的大门。
之后不久，陈伯达被调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成为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起飞的始点，便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1943年7月，陈伯达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陈伯达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陈伯达的名声大震，身价耸起。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结束了陈伯达的第一次婚姻。
姑娘倾倒 三次婚恋
1928年，陈伯达在留苏期间，结识一位中国姑娘，名叫诸安仁。
诸安仁的姊夫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成员名叫罗亦农。在罗亦农的影响下，诸安仁追求进步，赴苏学习，并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伯达与诸安仁志趣相投，愈来愈近。他们之间就明确了恋爱关系。1930年底回国后，二人结婚，诸安仁就成了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
然而名声鹊起之后的陈伯达看上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一个学员余文菲。余文菲湖北省黄安县人，生于1918年，比陈伯达小14岁。1938年赴抗大学习，毕业后到中央党校工作，开始接触陈伯达。此后陈伯达的小眼睛透过玻璃镜片，目不转睛地瞪着这位大城市来的姑娘。他以“天才理论家”的美称、“博古通今”的学识，来到这个刚踏入革命家庭的女青年身边。她被他的“才华”所倾倒，成了她内心深处的偶像。1944年由董必武出面作月下老人，在一孔窑洞里，余文菲做了新娘……
从此，这颗纯朴痴情的心，全用在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他的著作的助理上，不辞劳苦地为他收集资料，整理笔记，协助他完成了《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本著作。正在她一往情深，夫唱妇随，共同攻研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余文菲发现陈伯达那双小眼睛有了变化，渐渐地转移到他的女同事身上。余文菲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有着马列主义素养的“圣人”，竟然喜新厌旧。她经过再三观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陈与那位新同事有了暧昧关系。
余文菲悲痛至极，但这种悲愤只能深埋心底。
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有谁会相信他在研钻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又扮演着暗渡陈仓的角色呢？
不久，领导找余谈话：“你是个党员，又是学马列主义的人，要懂得怎样全面地、正确地看待首长、照顾首长。要尊重、维护首长的威信，你是个知识分子党员，更应注意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一番堂堂正正又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教，使余文菲晕头转向，百思不得其解，她更沉默了。但这丝毫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
假话疯话 也变真话
全国解放后，余文菲随陈伯达来了北京。陈伯达按捺不住，终于开口了，他把余文菲对他的偶尔牢骚说成了“神经质”，神经不正常的人怎能作为他这样要职的配偶？陈伯达提出了离婚。在那法律不全的年月，陈首长说要离婚便是判决，离要离个干净，干脆把儿子也从余文菲身边夺走，断去骨肉关系，把她从北京打到家乡的医院，美其名曰：边工作，边治病。
“理论家”可以把一个人的真话变成疯话，更可以把假话说成真话！而余文菲却真的被迫成了个疯癫人。
随后，陈伯达清清爽爽地作了第三次新郎。这时的新郎，46岁。新娘呢，28岁，比他小18岁，比余文菲还小四岁──他的先后三位妻子，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新娘原名刘肃宴，后改为刘叔晏。刘叔晏和陈伯达的夫妻关系，一般来说是安静的。日子久了，他跟刘叔晏有时也吵吵闹闹。但每当刘叔晏高声吵叫，陈伯达就赶紧去开收音机，以求“冲淡”家中的吵闹声，免得家丑外扬。因为他知道他所住的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中南海。
1969年10月1日，（右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观礼台和广场上的群众招手致意。
第二章 跃上琼楼不觉寒
陈伯达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诚惶诚恐那般“谦逊”之态，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再加上他有“理论家”的美名，毛泽东让他参加一项重要的工作──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进行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工作开始之前，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来帮助编毛选，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斯大林就派尤金来到北京。
编辑《毛选》诚惶诚恐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一起工作。
陈伯达在这一重要工作中，做了不少的事情。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之前的《本书出版说明》，是陈伯达起草的，写于1951年8月25日，文末所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是陈伯达在写此文时临时拟的。原本叫“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陈伯达觉得要避“编辑”两字，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岂可要别人来“编辑”？弄得不好，会惹麻烦。他咬文嚼字一番，改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这么一来，这个“委员会”名义上只是负责出版事宜──虽然实际上做的是编辑工作。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国已经诞生，毛泽东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于陈伯达来说，抓住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了。
1951年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陈伯达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称颂“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这本书成为陈伯达在解放后的一部主要著作。
尤金看了这本书，认为可以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不过，尤金认为书名很不恰当──书名中提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唯独没有提到斯大林！
“陈伯达同志，我建议您把书名改成《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样更加简练些、切题些。”尤金向陈伯达提出了建议。
人民公社 最先发明
陈伯达答应了，于是这本书的俄文版，便改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1953年8月，当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中文版时，陈伯达居然也把书名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此后，陈伯达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出版，他俨然成了中国的“首席理论家”了。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过一年，“三面红旗”阻力重重，处境难堪。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番讲话，谈及人民公社的“发明权”，才兜露出来人民公社的“发明家”。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从毛泽东的讲话，可知人民公社的“发明”并非毛泽东。
那么，人民公社的“发明权”究竟是谁的呢？毛泽东没有说，人们不得而知。陈伯达曾经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
陈伯达根据他接触过一些材料，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既搞农业，又搞工业，于是这位“理论家”就油然想起了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点：“……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陈伯达不愧是位学用结合的“大理论家”。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既搞农业，又搞工业，而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际发生的情况。
于是陈伯达就撰写了名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合作的人民公社。”
之后，随着毛泽东的实地考察，“人民公社”这句话就广为流传，风靡了整个中国大地。
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三期《红旗》半月刊，1958年7月1日出版，比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早了一个多月。
庐山会议 紧急转向
其实，在庐山上，毛泽东只是面对彭德怀的激烈批评，才不得不说出“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权。”妙不可言的是，康生在这时出马了，从恩格斯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寻章摘句，给毛泽东帮忙，提供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根据。
这一回，康生与陈伯达两位“大秀才”进行了精采的“合作”：陈伯达“发明”了人民公社，而康生则引马列的经典“论证”了人民公社。
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定，深不可测。1959年盛夏，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上了庐山。从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浓雾缭绕的庐山，相继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开会的前夕，毛泽东提出十九个讨论的问题，并说会议的宗旨是纠“左”。会议的前期称作“神仙会”，意思是让大家开怀畅谈。
也许是受“神仙会”的影响，在会议的前期陈伯达曾两次长篇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食品生产，要对事不对人，要摆事实讲道理等等。
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写好之后，陈伯达当天就看了此信，并在同一天晚上，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真是奇怪，大“左”派陈伯达怎么会与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
陈伯达呢？一位不算很高明的政治投机商。他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刻，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反彭英雄” 亮相全国
风向陡转，始料不及，陈伯达成了惊弓之鸟，又一次处于岌岌可危的悬崖边缘！
陈伯达在此悬崖的边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来了一个大变态。迅猛地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批判彭德怀，批评那个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张闻天，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背有反骨”，才好不容易化险为夷。
“理论家”深知以攻为守的道理，寻找机会发表一篇大文章，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不仅可以借此与彭德怀“划清界线”，而且以“反彭英雄”的姿态在全党、全国亮相。
陈伯达以令人不可想像的速度，连夜赶写了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彭德怀实行“反戈一击”。以此来清算“同路人”彭德怀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总帐，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的资产阶级破碎欲望。并给彭德怀戴上了三顶帽子，那“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陈伯达成功了！
文革组长 开始组阁
1959年10月21日，当陈伯达写完长文，送呈毛泽东，正中毛泽东下怀。毛泽东当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印发全党。
此文向全党印发之后，陈伯达得意忘行，“理论家”的牌子又响亮起来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搞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半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说，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
经毛泽东提名之后，“小组长”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即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样，江青便成了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江青出牌 多一成员
副组长这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份名单，实际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名单。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抵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陈伯达被带上法庭
第三章 恩怨报应皆因果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14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十几人。随“文革”一步步推进，“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那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了。
就在“理论家”陈伯达为自己坐上“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把金交椅时，他的家中却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上，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陈家墙上 可疑脚印
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墙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除了董家受到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题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终于传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正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声吞气，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气愤，对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赶出中南海，真是所料不及……
陈伯达埋怨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现在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家中常常闹别扭，陈伯达就住到钓鱼台去，难得回家看看。
“你也迟早会倒的！”这句话不知怎么的，不时在陈伯达耳际回响。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除了叶群──江青这条专线之外；还有一条：叶群──陈伯达。如果说前一条有一点叶群巴结江青的味道，那么后一条线，就更显得耐人寻味了。叶陈关系 非同寻常
陈伯达与叶群之间的关系，从叶群的言谈举止，可见非同寻常。
叶群常说：“我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
我去陈伯达那里，他正在午睡呢。”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他是我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叶群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这些干什么？她是为了美陈伯达？似乎这对陈伯达的声誉并无帮助。她是为了炫耀自己？这也许可能。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第五号人物，大名鼎鼎的“秀才”、“天才”的理论家，响当当的“左”派。与陈伯达这样的人物相近，总可以反衬自己非同一般。但叶群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林彪的夫人，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陈伯达是多么好的人啊，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陈伯达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陈伯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晚上，叶群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之后，匆忙从房间走出，叫喊身边的工作人员于深远，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叫他去帮助调解处理一下。快到深夜，于深远才回来。
第二天，叶群一见到于深远就说：“小于呀，你昨晚给我办了一件好事，应当感激你。”
“我是照你的指示办的”，于深远绷脸说：“事情办好了，但难说好坏。说不定刘叔晏在背后骂我呢！”
“她不会骂你！”叶群接过去说。“她骂我，恨的是我。她对我和陈伯达的接触多一些，就骂我是挖她的墙角，自己吃了醋。我才不怕她骂呢！我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都是为了正事。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我是首长的办公室主任；没有这一层，我老找他干什么？女人之心就是狭窄、嫉妒、多疑，目光短浅！不过我也是个女人，我可不像她那样！”
叶群这么说，也许道出了她与陈伯达之间亲密的原因，如果不是毛家湾在政治上对陈伯达有某种需求，叶群何必去找一个年纪比她大20多岁的“老夫子”调情呢？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成了具有神圣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确有很大的政治资本，因此与其说陈伯达是“投”，倒不如说是叶群在“拉”。只是到了后来，由于钓鱼台内部的分化，陈伯达渐渐失宠，他没有用叶群“拉”，也就投来了。陈伯达与叶群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深藏内在的政治因素。
雾锁群峰，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断望眼，难认真面目。
匆匆二十一载，弹指一挥间。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故地重游，二十一年前的馀惊不时在陈伯达心头。
见风使舵 摇摆不定
擅长看风使航，摇摆不定的陈伯达如今已另择新主，坚定地站在林彪一边，成了林彪的“亲密战友”。为了跟紧新主人，陈伯达变得异常忙碌。往日，他在为毛泽东捉刀时，才会有这样的忙碌。如今，他为林彪而忙。
他火急编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言》，在电话中念给吴法宪听。吴法宪记录后，马上要打字员打印……
他赤膊上阵，摆其“理论家”的架势，引经据典，向他的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此时的陈伯达，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摇摆不定、见风使舵，没有怀疑他选准的方向。可是，正当他为自己坚信的方向声嘶力竭，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却宣告了他的政治死刑。
8月31日，毛泽东开始清除陈伯达。
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言》，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是“一点意见”。对陈伯达却“一句顶一万句”，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从此终结。
9月1日，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向全党印发，全体中央委员人手一册。这如同一颗原子弹，在陈伯达头上爆炸。
罪该一死 请求宽处
之后，九届二十全会风向急转，改变了会议的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把一线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殊不知，大势早已远去！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隔离审查，标志陈伯达跌入历史的深渊。1980年11月20日，北京正义路一号。曾经在“文革”一开场就发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昔日的威风扫地，步履艰难地走上了被告席。
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审陈伯达，讯问他是不是于1966年亲笔将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斗刘少奇报告中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陈伯达说：“我想不起来。”
当讯问到陈伯达于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时，他又说“真的记不起来了”。
可是，当法庭把签字批准逮捕陆定一的影印件给他看时，陈伯达突然恢复了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承认是他签字同意的，还说：“这是江青逼我干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我如果不接受，江青会迫害我，迫害我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让陈伯达作最后的陈述。陈伯达自知罪孽深重，语调悲伤，当庭声称：“批斗刘少奇，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的专案，我批了十条，是有罪的。对冀东组织的冤案，说了一番话，后果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因此而推卸责任，应该把我的罪恶解剖出来，公之于众。我做过的事，我说过的话，如不能平民愤，杀掉我也可以，我罪该一死。我请求法庭宽大处理的的问题，总之怎样处理我都可以，我没有什么怨言。”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后审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宣判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
刑满出狱 低声喃喃
同时，判决书还对陈伯达的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起算。
1988年10月17日，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其事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期满之日……”84岁的陈伯达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某单位工作。陈伯达结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和儿子、儿媳吃饭，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当医生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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