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新一届的澳门立法会选举落下帷幕，民主派宣告败选，原本仅有的三个直选议席只保住了其中两席，再一次显示出澳门的民主运动在当地早已失去生命力。澳门人大多视民主为空洞的符号，没有它生活照样美满，这无疑与香港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公民抗命”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经历殖民，同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港澳两地民众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模式差距会是如此之大？”
在港人的印象中，澳门这个“弹丸之地”满是赌场，猪扒包，葡国菜，几无半点政治可言。事实上，澳门政制发展过程中所上演的戏码在叛逆的香港人眼中也绝对堪称“小儿科”。港人时常挂在口头，引以为傲的20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的重要由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早在2009年时便已在澳门完成了立法工作。至于2012年通过的政改方案，直选议席的比例并无增加，特首更是要由比香港还要小的“小圈子”选出。因此，有学者戏言，比起香港人“天天闹”，每年都有近2000次的公众游行，澳门和谐的程度简直犹如“半个解放区”。
的确，澳门市民相对于生活在香港这个“游行之都”的人们而言，骨子里普遍具有某种“顺民性格”，颇有对政府言听计从之感。对此，香港媒体也感到十分好奇，毕竟澳门人平日大量饮用的传媒奶水都是原汁原味产自香港，是什么力量能让他们对各种民主抗争信息产生免疫呢？
最近，有香港报章尝试总结归纳了五点原因予以解析，分别命题为：“他们的六七暴动”；“他们的‘调景岭’被消失”；他们没有“陈日君”；他们没有“黄之锋”和“华叔”；殖民政府的能力。以上五点先后从两地历史上“左派”力量斗争的成败；中共建政以后国民党军队在港澳的残余势力强弱；教会对民主运动的看法及影响力大小；教育体制造就出的师生秉性以及殖民地政府的施政水平和行政作风这五个方面解答了上述问题。
概括而言，作为彼此社会的观察者，香港人认为澳门人在政治上近乎幼稚的“听阿爷（中央）话”，而澳门人则对每日充斥在香港街头的各种游行示威感到厌烦。香港人也许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比澳门更廉洁的政府，更加开放的传媒，议会的“议价”和制衡能力更强，就连基本法也写得比后者宽松，包括了“最终达至普选”的字眼。值得一提，这些优势无一是与生俱来，全部是靠历代港人努力争取后才得到的。而两地历史与社会元素的不相同也使得香港的政治环境要比澳门复杂得多，对此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自上任伊始就有着清醒的认识，曾明言：“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可见中央官员是努力想把香港读懂读透的，为研读这本书所花费的功夫绝对不少。而对于澳门这本“小儿书”来说，恐怕中央唯一需要重点阅读的就是城市产业要适当多元化这一个章节，嘱咐一下濠江人经济发展不要过于依赖博彩业，母亲似乎对港澳这一对孪生兄弟颇有厚此薄彼之感。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领土上的两个特区在“民情”与政治“顺从性”上的南辕北辙，也直接导致了中央对两地信任和放心程度的大不相同。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永远指望中央去“读懂”地方，迁就一个城市的需求是不现实的。港人一贯的叛逆思想和挑战权威的价值理念必然使中南海对香港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时刻保持警惕。而相反澳门人追求和谐，喜欢风平浪静，甚至有点接近于“逆来顺受”的性格，会让中央感受到这座城市上的居民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长此以往，在北京官员眼中的“印象分”自然增加，在政策层面得到的扶持力度也会随之加大。如今澳门会展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就已经对香港的地位造成威胁。
不必讳言，很多港人对澳门政治上的和谐程度还存在种种担忧，认为港澳两地唇齿相依，今天澳门的“和谐”明天会在香港身上发生，最终会演变成为“一国一制”。诚然，这种忧虑有其合理性。但想深一层，政治上的“和谐”未必人人认同，可是社会民生与百姓生活上的和谐相信无人会反对。当澳门居民年年有钱拿，开心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时候，香港立法会里堆积的民生议题却还因为政府与各党派之间存在的各种政治争拗而迟迟无法通过。中央官员眼中的香港更是一团乱象，对“两制”的尺度只会收得更紧，如此下去“东方明珠”未来的发展只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顺从与叛逆，一个貌似性格的问题使得港澳两地回归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有香港朋友讥笑澳门人太天真，骨子里丝毫没有抗争意识。但有时人们的思维模式简单一些是否反而会更好呢？相信在回归16年后，经历了种种大风大浪的香港，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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