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近平亲临河北督导整风，祭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中共党内学者认为，习近平此举是对中共党内民主生活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新探索；对中共整风持负面态度者认为，这种的“批斗会”与延安整风运动相似，并无新意，也没太大的实际效用；权术论者则认为，这是习近平“清君侧”的步骤之一……如是种种，不一而足。“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誉为是中共的的“三大法宝”之一，是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有力武器，“在过去革命斗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今“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延安整风时期延续下来那一套作法在当今是否有用？会否产生强烈的副作用？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这些都值得中共认真考虑。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思想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共是否也应该考虑用更为现代的方式进行吏治，例如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制度规范上，从而改变官场生态与风气，重拾民心、再获信任。
俗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9月23日到25日两天时间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督导整风，参加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搞好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在中共党媒官媒对此高规格、大篇幅的详尽的报道中，不乏河北省委领导班子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互掐”场景。如常务副省长杨崇勇就指省长张庆伟“有点自满和听不进意见了，有主观主义。”省纪委书记臧胜业也批评张庆伟听汇报时不太耐烦，“这样对干部不够尊重，对不同的意见不能完全采纳。”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更指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并称“这种表现就会促使我们回去干一些与老百姓利益不相干的事情”……
对于官员们在自我反省中暴露的各类问题，习近平随后表态“已在意料之中”，并指之所以花时间专门到河北开会，就是希望能狠抓官员工作作风。“不是为了开会儿开会，不是为了好看而开，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开。”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的“批斗会”与延安整风运动相似，并无新意，也没太大的实际效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就通过微博发表评论称，那段央视播发的河北常委互批的视频“很有意思”：“不管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怎么把话说到既让领导和摄像满意，又不真的得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重要同僚，尺度和分寸感真是颇值玩味。”官方媒体发布的通告可知，河北省常委们为了迎接习近平的“大考”，对照检查材料都是数易其稿，最多的29稿，甚至有官员还称“越写越出汗，几次想流泪”，此中虽不排除深刻自我反思的成分，但从中也不能看出其中“逐字逐句权衡度量的踌躇与斟酌”，甚至在民主生活会召开前，省委常委们还一对一谈心交心，每次最短两个多小时，大多为整整半天，有的还进行了好几次，可见前期“准备工作”之小心翼翼。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解决党内矛盾一个基本手段。习检查河北省委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案例，是要给全国省部级领导班子做出榜样，防止民主生活会走过场、玩形式、摆门面，认真解决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利益问题、权益问题，以及中共自身存在的毛病与不足，在全党做出榜样，做到导向、引导。”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如是解读习在河北的言行。
随后，中共官场迅速掀起一股“揭短”、“出汗”热，各政界大员纷纷表示，习近平在河北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震撼心灵，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北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做法，以揭短亮丑的勇气开展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然而纵观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潮中的关键词，难免落入“有时急于求成”、“性格较急躁”等隔靴搔痒、变相吹捧的俗套。
针对官员们的自我批评内容，有观点认为官员们千篇一律地表示自己“急于求成”，等于变相自我表扬，纯属走形式。
莫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闭幕起，习近平多次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承诺，将改进高级官员工作作风，包括要求官员少说空话，领导人也不得享受特殊生活待遇。2013年6月18日，中共宣布开展为期1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干部官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中央政治局7常委每个人都有一个联络点，习近平的在河北。
在8月16日中共党内刊物《求是》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所发表的文章《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提到“中央要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来一次切实有效的大扫除”，预示了习近平参加的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内容、性质和主要手段，“延安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分别以党内政治优势传统和传家宝在文中被重复肯定。然而，就在如潮的整风中，近期网络上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各类演讲稿、调研报告、心得体会等范文也叫卖得如火如荼。网上出售的“反四风”范文中，文章几乎都长着极其相似的面孔，许多自查报告都会把自身存在的问题归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得不够、对群众路线理论认识不足等。“这也太讽刺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感慨，“以走形式主义的态度去整治形式主义，怎么能达到教育目的？”
往前回溯，习近平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提法，直接源自1941年由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而从历史经验看，整风运动并不能真正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延安整风之后，1958年的大跃进照样发生。
7月12日，习近平赴河北考察期间就曾强调“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不行的。”由习近平亲自督阵为起点，中国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潮，显然需要警惕不要沦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窘境，防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多一分务实少一些务虚
正如习近平在此前“8•19”讲话中谈到的，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中共党内学者张希贤亦指出，延安整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较现在容易，讲的话也比现在严厉，但当年的经济、文化背景不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变得相当复杂，党内民主生活会往往变成社会各种经济利益博弈在党内的集中反映，所以民主生活会显得日渐衰退”。
香港《明报》转引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共学者说法称，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法宝”已经很久不用了，官员们在习惯了表扬和自我表扬之后，已经不习惯接受别人的批评，也不习惯直言不讳的批评同僚了。另外，一些官员唯恐自己真实的自我批评成为组织或同僚控制自己的筹码，一些官员亦担心他们对同僚的批评会给的仕途自己带来麻烦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影响官员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是否会虚与委蛇，说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义正辞言，实际上想想不痛不痒的话，即便是习近平强力高压之下恐亦难避免。
另一方面，在当下社会，很多人眼里只有个人利益，并形成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非判断标准。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不由自主地用最大恶意揣测别人的批评，再加上所谓“官场学”、“潜规则”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直言，“大家都愿意当‘好好先生’，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要说批评，连表扬都不能好好进行，表扬张三不表扬李四，也会得罪人”。更有甚者，如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就认为，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错误的，但非常认真地“批评”错误更严重，“因为上司或同事会把这些材料留下来，到时候找机会报复你。”
因此，挑战人性的硬逼着一些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如放更多的精力于制度建设方面，以制度规范党员官员的行为，从而改变官场生态与风气。如习近平上位之初推出的政治官场的“八项规定”就是很好的规范，应该更加着力的将之推行下去，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党员官员高调曝光于众，以制度规范改变官场生态，让普通民众看到高层治吏的决心与手段，看到为官为政者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方能重拾民心、再获信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