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立委刘桌豪近日因质询检察总长黄世铭“一战成名”。但刘认为新任法务部长罗莹雪“特侦组无主观犯意”的发言，是在下指导棋令人遗憾。刘桌豪指出，不能让意识形态影响到办案，特别是手段必须合乎法律规定。至于为何自己的质询引起那么多人讨论，刘表示，这个议题触动了许多民众对台湾法治的期待。
据9月30日报道，刘桌豪质询黄世铭的影片在网路上疯传，受到许多台湾民众的注意。至于这个事件给执法人员的教训是什么？刘桌豪认为，这件事，很有理由让人联想到政治方面的斗争。政治人物在政治舞台都是一时的，包括我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但制度会永远留下来。发生这件事，可能会朝正面或负面发展，如果借此，普遍的民众对法治有更深入的观念，着眼可长可久的制度，这对台湾就是最正面的。这个议题触动了很多人长期以来对台湾法治发展、政治发展，存在着许多无法去除的疑点，以及深切的期待。
意识形态不能影响办案
刘桌豪说，法律赋予一个“国家机器”很大的权力，期待它能够去打击犯罪，它必须建立在合法的手段上，而且不能让司法人员恣意而为。任何一位司法人员，都有个人的喜好、教育背景、意识形态，但当“国家”把这个机器交到每个司法人员手上时，必须把个人种种拿到一边去，至少要降到最低最低的程度。不能让意识形态影响到办案，特别是手段必须合乎法律规定。打个比喻，一个人看到房子里有灰尘，他不喜欢，应该以最轻微的手段去处理掉，而不是放火烧掉房子。
这个事件发展到现在，大家最关心监听是否合法的问题。我们不管有钱没钱，都希望生活得安全安心。《中华民国宪法》第12条保障我们有秘密通讯的自由，即使我们为了打击犯罪，赋予检察机关有监听的权力，但这是例外情况。《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简称“通保法”)第1条明文规定，这是以保障为主；第2条又规定，例外的时候，为了公共利益之必要，最后手段性原则，才去用监听的方法；而后从第5、6、7条等，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有足以怀疑的事实，而且针对特定的行为与犯罪的嫌疑，才进行监听。绝对不是赋予一个检察机关可以因一个单纯的想法或一个案子，可以一直衍生与原来目的都无关的监听。
特侦组监听违法是国际丑闻
这个案子是从2011年特字第61号开始衍生的，当初是查某个法官可能受贿而起，但演变到现在，包括对检察官林秀涛、林的女儿、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等这些已浮现的监听内容，未浮现的我们还不知道，都已经与原来的目的无关了。这已经严重违背通保法的规定。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还爆出了监听立法院的电话，这不但是违法且是国际丑闻。因为，通保法第11条规定：通讯监察书应记载下列事项：一、案由及涉嫌触犯之法条。二、监察对象。所以是针对具体的案件去做监听。然特字第61号的内容已经与原案由无关。“国家”要求每个检察机关即使有监听的必要，必须另外再立个案号，研究确实有必要，然后详述事实，不是像现在这样。也许长期以来实务都是这样做，但是这显然与现行法律的条文与立法原意都是违背的。
监听相关内容审判时才能公开
不少人认为关说案也不能不办，你的意见是什么？刘桌豪则说，个人比较着重的是，这是特字第61号监察出来的，所以监听内容如果在这个案子被起诉、呈现在审判庭时，要用到这些资料，依据通保法第18条的规定：“依本法监察通讯所得资料，不得提供与其他机关(构)、团体或个人。
但符合第5条或第7条之监察目的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简单的讲，如果基于审判与侦查犯罪的必要，才可以把这些资料呈现在法庭上。如果现在已知这些发展内容已经无关了，就法律上，等于是没有听到这些事情。而且相同法条第17条第2项规定：“通讯监察所得资料全部与监察目的无关者，执行机关应即报请检察官、依职权核发通讯监察书之法官或综理国家情报工作机关首长许可后销毁之。”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人民有个矛盾，我们期待机关打击犯罪，但是我们也怕这个机关的权力没人可以控制它，它用自己的道德观念、感受去办案，也许，它办了100个案件中，有两件打击到犯罪，但有98件无辜的受害人，或是隐私被侵害，同时难保没有不肖的执法人员会从中做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限制是绝对必要的。
而特侦组违法的罚则是什么？刘桌豪表示，通保法第27条规定：“公务员或曾任公务员之人因职务知悉或持有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规定监察通讯所得应秘密之资料，而无故泄漏或交付之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简单讲，监听到与本案有关无关的资料都要保密，有关的，也是在审判时才能公开，无关的，当然更不能拿出来公布。
黄世铭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对于黄世铭向马英九报告个案，是不是有不法？刘桌豪指出，这个案号是在9月5日签结，在此之前，整个监听是以刑事案件在侦查，但他自己讲8月底，调查尚在进行中却向总统做报告。隔天，总统又召见，这已经违反刑诉法侦查不公开的规定，且违反前述通保法27条不得泄密规定。
黄世铭说他依据宪法第44条有此权利与义务。听到这句话，才体认到问题之严重。因为特侦组成员都是他们挑选的，而且他们一定认识很多学者专家，要为自己辩护，也要找个像样的法条，找到宪法44条，不要说念法律，只要高中程度就知道，这是总统处理院与院之间有关权力界限的纠纷，他竟然提出来。特别是8月31日与9月1日，这个案子百分之百是在刑事案件进行当中。之所以要求侦查不公开，是为避免使犯罪人有所警觉，总长如何假设报告总统时，总统没有涉案其中？或者总统又把资讯告诉相关人员？而且根据法院组织法，特侦组的侦查对象包括总统，所以很有可能特侦组有一天要发动检察权去侦查总统的，所以在具体案件上，没有人是总长的长官，总统也绝对不是长官。如果总长去报告马英九，马英九说这不能公布，难道他就不公布吗？如果他要公布，为何又要向马英九报告？
在具体案件上，总长与检察官如果有长官，只有六法全书，这才是他们唯一的长官。如果总长可以向总统报告，那以后所有检察官都可以做相同事情了。法务部29日仍没对黄世铭有任何处置的表示。对此，刘桌豪认为，现在许多人已经到北检对总长进行告发。对于各界是否违法的各说各话，以及检察官在政治上的分际，法院体系必须要有个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但很遗憾，罗莹雪竟对外发言说，特侦组“无主观的犯意”，检察官都还没调查，部长就下指导棋，检察官如何办案？人民又如何能信任？
许多人要求黄世铭至少做到停职以接受调查。因为合理的推测，以黄世铭的历练，北检有许多是总长的旧识。同时，北检也应该呼应民意的要求，对本案尽快侦办，将事实公诸于世。最后，刘桌豪强调，法治“国家”的人民有说悄悄话的权利，人民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如果政府无法保障人民的这基本权利，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处处怕被监听的社会，试问，还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