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在公开信息或媒体报道中，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房地产。有媒体根据调查梳理了自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轨迹，结果发现大多数落马高官都涉及房地产。分析人士认为，房产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关键问题。虽然以登记公开房产信息来遏制腐败行为已被认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在实施中一直遭受到较大的阻力。
十八大后落马高官多涉“房事”
近日有中国媒体《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据官方公开信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他们是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这些落马高官目前大多正在接受调查，而在公开信息或是媒体报道中，已有不少信息表明，他们中的大部分涉及房地产。
目前，8位落马高官中，只有9月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有关他的公开信息尚未涉“房”。而除其以外的7位省部级高官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房产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官员涉房，屡见不鲜。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经法庭审理查明的受贿事实之一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巨额财物，包括以2,318,604.7欧元（1欧元约合1.36美元）购买的位于法国尼斯地区戛纳市松树大道7号的枫丹•圣乔治别墅。
在今年7月8日，刘志军案审判长答记者问时曾指出：“刘志军滥用职权使得丁羽心等人谋取利益30余亿元，对此办案机关在办理丁羽心案等其他关联案件时扣押、冻结了丁羽心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大量现金、股权、房产、书画等物品，此前媒体报道中所提374套房产、现金等均包括在内。”
另外，9月3日开庭审理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案，检察院起诉意见书显示，在杨汉中直接或伙同亲属、情妇、司机收受索取的4,037余万款物中，涉及房产共计21处；2011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涉嫌受贿案一审判决，张家盟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或者个人在企业经营、解决项目用地、房地产开发、逃避刑事追究等事项上谋取利益。而多名在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都不同程度地与房产有关。
有分析人士指出：“前十余年，交通建设领域腐败频发，交通局长频频落马。而近年来，国土局长的落马节奏显然快过了交通部门，这充分表明房地产利益链已经成了当前经济腐败案件中居高不下的一个毒瘤。”而在高官落马轨迹中，索房、买房、因房牟利……频频出现在房地产业利益链的各种环节，甚至有的高官落马，主要原因就是涉“房”太深。半数落马省部级高官涉及房地产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调查梳理了自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轨迹，结果发现大量落马高官都涉及房地产。高官涉及房地产有两种形态：第一类，是背后有房地产利益链条，或直接间接倒腾土地，或纵容支持亲属开发房地产，或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或用非法收入买房倒手等；第二类是用正常合理收入买房置业。
针对第一类情况，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表示，目前，贪官坐拥多套房产，表明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官场集中腐败的重要场所。这种腐败，建立在以下几条途径之上。一、将平时的受贿资金投向房产领域；二、与开发商勾结，从而变相地获取房产；三、以各种隐藏的方式进行受贿，如房产不登记在名下，或以低成本的方式“租借”开发商的相应住宅；四、借各种公开的住房补贴、高额的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等，来谋求房产。
2012年与房地产有瓜葛的落马高官有李春城、薄熙来。2011年，有两名省部级高官涉及房地产，一是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另一个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13年5月，黄胜受贿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检方指控，黄胜或其亲属收受多名商人的住房或购房款。2010年共有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2009年落马省部级官员共有7人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根据上述统计，自2000年以来，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而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房产信息登记公开效果好但阻力大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表示，房价较高、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省部级官员更有涉足房地产业的动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级高官，凭借其收入买房的压力也不少。二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诱人，开发商更有腐蚀拉拢官员的决心，为了一块地，开发商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对官员的诱惑更大。三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房产不单纯是提供居住功能的产品，而是一个资产，甚至是消费结构中比重最大的资产。加上房价上涨，这种资产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扭曲的住房功能与扭曲的官员心理“狼狈为奸”，自然出现官员多套房的现象。对于专注投资回报率的官员而言，这种不断增值的资产，是其未来退休后的保障。同时，多数官员在城建与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等任职，职位的原因，增强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政府寻租的私利与动机、以及监管缺失，都使得此类官员易陷入贪污的陷阱之中。不仅如此，从一些落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辈的高位投资房地产，甚至空手套白狼。严跃进表示，贪官购置房产，除了为自身考虑外，也受到相关利益人的影响，比如子女、情妇等。此类人群的购房需求，将左右贪官的权力运用。“人之常情”的逻辑，加快了此类贪官的涉及房地产步伐。
严跃进认为，高官涉足房地产，对于经济与房地产而言是一个伤害。一、这种行为，扰乱了目前市场分配原则，挑战公平的道德准则。二、扰乱了当前的房地产秩序。此类官员将大量的多套购房需求强势介入，势必抬高房价，并挤压普通刚需购房者的购房利益。
严跃进建议，对于贪官涉及房地产，尤其是违法的房地产交易，应加大打击力度：一、要建立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规避此类官员的腐败现象。这种长效机制应通过政府监督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而展开。二、加大对官员房产的审查制度，从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喝退此类贪官的各种贪欲。同时，从工资公开、可疑财产排查、加重多套房产纳税额等方面，加大此类人员拥有多套房的成本，并增加其拥有多套房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三、加大惩罚力度，进而起到警示等功效。四、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态，强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性。
对于官员房产乃至财产的审核公示，浙江、广东等地已经有试点或探索，但全国建立完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尚需时日。但是，此前进行的第六轮人口普查，并未有实质性的住房普查环节，甚至一些住房调查的项目也一度遭到抵制。甚至连备受各界关注的住房信息联网，也是一再迟滞，频频误期。严跃进表示，公务员财产公示难，有几个原因：一、对于私有财产，因《物权法》等法律因素也影响财产公示。二是财产的申报、评估与公开，牵涉面太大，从而增加了相应的困难。
严跃进认为，从目前公务员持有财产来看，住房仍是其中较大的财产，而且从技术上看，住房调查相对较容易。因此，房产可以作为财产公示中首要的一项内容，先行试点公开，从套数、房产价值、房产来源等方面进行公示。但另有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称，其实住房统计技术并没有太大的难题，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敢于下公示住房、普查住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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