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衡量目标的单位，“指标”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大到一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小到一个人的生活指标，一般来说，指标能起到规划和指导作用。然而，近年来，中国新出现的一些指标，如精神病指标、罚款指标、破案指标、计划生育指标、捐助指标、死人火化指标等等却显得十分荒诞。透过这些荒唐的指标，我们看到的是“指标至上”的惰性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数字指标成了衡量工作业绩的核心乃至唯一标准。随着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重启，这些荒诞指标也该收场了，这也是对民生的基本尊重。
精神病指标：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两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任务会面临上级的督导。这个看起来荒诞的指标，不仅旁观者一头雾水，就连实施登记的基层卫生服务人员也颇有怨言。
罚款指标：罚款也有任务，凸显的是一种畸形的政绩观，难以逃脱用数字撑起政绩之嫌。早在2009年，46岁的陕西西乡县交警大队茶镇中队中队长王某在自己的宿舍服毒自杀，据了解是因为“估计是害怕完不成罚款任务，才想不通的。”果真无奇不有，罚款时代，罚款成为工作考核的主要标准，驱使执法人员顶着“完不成罚款任务扣工资”的压力工作，最终警民冲突一步步恶化，衍生着无数难题。2011年，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文章数据称，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周天勇认为，清理乱收费，必须禁止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当罚款成为任务，罚款自然偏离了最初的本质。
破案指标：河北保定警方曾在2007年公布了一个年度破案指标----今年保定市侦破各类刑事案件的硬性指标是三万五千起以上。保定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向公众发布年度破案指标，一方面表明警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自我加压，以激发广大公安干警的斗志。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保定警方制定的“刑事破案指标”看似大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但是“有案就破,有案必破”，这是公安的职责。何必硬定指标。真是一个荒谬透顶的决定！在这个指标下会有怎么样的严重后果，不知道保定警方有没有想到？
计划生育指标：2011年3月，58岁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的单身五保户刘长江被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做了结扎节育手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刘长江所在的村里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计生指标，一年必须要完成多少结扎手术！
捐助指标：2012年5月，某省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员工、教师和一些企业等，被强制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给一个新成立的基金。这个“扶贫帮困基金”为常设基金，目标是筹集五千万元。当地官方一再称，他们都是出于“自愿”。
死人火化指标：2005年，某镇政府给村干部下达了火化指标，若完不成任务，要么受罚，要么辞职。据悉，每个行政村的火化指标是千分之六，也就是说，每1,000人必须死亡6人，这6个人死后必须火化。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预料之事，不是想死几个就能死几个，不是下几个指标就按指标来死的。这种无视人的自然生命规律，构建出如此荒谬绝伦的火化指标，实在是荒唐！
蓝天指标：为确保蓝天指标，一些地方的环保局量化了其完成指标。为达到既定任务，不惜做出拉闸限电，让工厂停工的举动。殊不知换来的只是昙花一现的好天气，并不能长久。
福彩指标：2011年8月，南京一处居委会要求前来盖章办证的民众先买50元福利彩票。工作人员称自己没义务帮助盖章，但没章就领不到证。对此，南京市秦淮区福利彩票发行办公室解释，因为今年南京市的“福彩”销售任务较重，所以他们让社区也承担了一部分的销售任务。连扶危济贫的福彩都能“摊派”，还怎么令人信服其公益慈善的属性。
卖房指标：2009年1月14日，山东潍坊寒亭区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区副科级及以上现职干部，每人至少销售一套住房，完不成任务的，按比例从所在单位已认定的全年招商引资额中扣减。虽然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被叫停，但权力的“扭曲”实在令人汗颜。
就业指标：2009年5月14日，山东省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这种做法看似令学生就业有了眉目，不过更多声音却在质疑，在社会腐败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采取此举，可能等于让干部子女部分良莠地得到工作，普通百姓的子弟只能望洋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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