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悼《南方周末》

最近关于夏俊峰和唐慧的话题，实在热闹。然而这是雾里看花的热闹，是笼子里的热闹。雾里看花者，真相被牢牢控制，遮蔽在官方手里，从司法到法学界，从媒体到时评家，永远是有利于其伟光正形象的一面得以扭曲，放大和传播；笼子里者，言论自由被阉割，弱者的，正义的声音被压在地底的最深处，人们只听见貌似公正的，理性的，自欺欺人的梦呓，令人悲愤到无语。

其表表者，自然是曾经的，体制内媒体良知表征的《南方周末》。对唐慧和夏俊峰的两篇报道，看似不偏不倚，却将暗箭和冷枪明确指向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的底层受害者。善良的人们感到惊诧，天真的读者自我怀疑，究竟是为什么，是自己错了吗？其实，早在今年元旦的社论风波之前，早在笑蜀，长平等人被迫去职之前，早在江艺平女士终于正式退休之前，南周已经不是昔日的南周。它身段柔软，左右逢源，似是而非，却俨然扛着九十年代后期到二零零三年左右存在过的那道辉煌的金字招牌，肆意消费着，透支着其前辈们，那些真正的媒体人用汗水和血铸就的读者信任。

不幸的是，在极权统治遭遇一个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的揭破，遭遇网络民意的质疑和挑战，逐渐走向摇摇欲坠的危机时刻，恰恰是南方周末利用过去的公信力提出这样以公正面目，中立立场适时出现的报道，给以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帮闲们调转枪口，“杀戮群众”的美好的弹药输送。

于是围绕缠夹不清的事实，名义上的，尚未真正组织化，落地化的民间民主派开始分裂，甚至对立。在网络上，违背常识和基本良知的各种谬论以道德批判的或纯粹理性的名义大行其道。人们愤?，然而蔽于信息的高度垄断和不对称，蔽于对自由言说日甚一日的严厉的钳制，于是只有憋屈。

于是官媒之外，看似独立却如韩寒一般，选择性的只热衷，只敢于杀戮群众的声音开始流行，成为官方信用破产之后的救命稻草和外围庄家。于是各种道貌岸然的面目，自我感觉良好的论调纷纷出炉。于是“民粹”，“底层之恶”，“民间暴戾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卷土重来”之类的危言耸听，再度在渴望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网络世界里制造和散播恐怖。各种不由分说的大帽子，一顶顶抛向那些从最素朴，最自然的情感里对极权表示抗议和抗争的中国公民。靠着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靠着有色眼镜的定向折射，这些善于投机的，软骨头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有意无意告诫，威慑那些在逆来顺受，沉默至死之外期盼另一种生存可能的人们：当局固然不好，可是若无当局就只有更坏。天下尚未大乱，一旦极权倒台，底层脱离镣铐那才是天下大乱。

怎么能不自我感觉良好呢？对巨大的，长期的国家，国民乃至自身苦难隔阂如斯之深，反以独立，理性来自我标榜；脱离中国的专制现实，回避罪责的轻重和追责的缓急，却奢谈对体制外民众的公民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面对任何质疑都以立场中立，价值中立来自我辩护，甚至反过来嘲笑批评者的偏执和无知；对暴政几乎不发一言，却居高临下，站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来疯狂“杀戮群众”----诸如此类，向来是最安全，最符合当局意志与利益的政治正确的啊。《南方周末》这种以民主的名义践踏民主，以宪政的名义维护极权的伪君子行径，这种隐藏在片面的事实陈述背后的党的喉舌的天然偏见，呼之欲出的结论引导，还有尾随在其后的一大批时评家们......这不恰好印证了那套行之有年的素质论，国情论吗？不正好证明除了我党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不高，所以不适合实现民主，不应该施舍给他们自由吗？

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藉着对具体案例的争辩，藉着各种理论交锋，浑浊的水得以沉淀，变得清澈。冷眼看过去，我们得以更好的辨别蚩妍美丑，益发坚定自己的观念与观点，益发坚守自己的宗旨与追求。

对于“始作俑者”的《南方周末》，过去曾写过《悼《南方周末》》这篇文字，现在看来，不幸而言中。作为它曾经的热情读者，只剩无尽唏嘘。

然而我们不应止于唏嘘，乃至就此沉默。当夹缝里被寄予厚望的代言者选择了背叛，当上一代的寻路者渐渐隐没在路上，我们更有理由在冷眼之外，激浊扬清，发出自己热情的呼声。在寂静的旷野上，当人们彼此被孤立开来的时候，一点点的呼声可以印证彼此的存在，可以成为寻路者连成一片的契机，坚持发声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外部的压力，更需要克服内心的无力感，恐惧感，失落感。然而人生也因为这种看似不可能中的努力，而显出人与人的差异，而夯实自身存在的分量。

当局越是要想尽办法窒息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空间，从口头笔下到人们内心的自由之火，我们越是不能让其轻易得逞。坏人何以横行无忌，只因为貌似的老好人，聪明人实在太多。我们若能回看《南方周末》曾经的灵魂人物，江艺平女士的工作履历，再参诸这份刊物这些年来的陨落变迁，或许可以体味更多。

据RFA报道，总部在广州的中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庄慎之，9月24号凌晨通过新浪微博发文称，中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前《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的退休申请已获批准。北京的搜狐网日前发表了题为“江艺平退休：一个时代结束但新闻理想薪火相传”的报道。

这篇报道说，江艺平表示，她是出于个人原因而申请退休的，因为儿子和媳妇在美国读博士后，明年初要生孩子，自己想去照顾儿媳，如果还有职务在身，不好长时间请假。江艺平退休的消息引发了很多网民的留言热议，称“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位准祖母的退休，离开，竟然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后继者似乎已经断代。对于她个人追求的新闻自由，对于大陆的新闻事业来说，何其悲哀？

的确，随着网络的普及，《南方周末》等纸质媒体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不过相较于国外《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等纸质媒体的衰落主要在于传统媒体的整体危机和许多左派报社自身办报理念的背离读者，更重要的是，大陆官方加强对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一开始尚有疏忽，反应过来后便如临大敌了，如近日两百万网络舆论监督员，评论员的曝光，便昭示吾国用纳税人的钱残害纳税人之施政本质----的全面监管，乃至全盘劫收，使《南方周末》举步维艰。在根子上被斩断生机，自然无法再现江艺平时代的辉煌。

现年57岁的江艺平，1982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 1996年她接替退休的《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出任《南方周末》主编，直到2000年1月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江艺平调离《南方周末》，这5年，被人们称为“江艺平时代”。这个时期的《南方周末》充满了敢言的报道，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提高了公信力，开始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一时期的《南方周末》风行全国，广告过亿，进入鼎盛时期。

搜狐网的报道说，江艺平对于自己任《南方周末》主编时该报的辉煌表示，自己很幸运，碰到了做纸媒体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新闻人的理想和才能可以在纸媒体上尽情的发挥。而正好在那个节点上，南方周末的一批人做得不错。”

现在浙江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评论家昝爱宗认为，随着官方加大监管尺度和互联网的兴起，现在的《南方周末》无法再现江艺平时代的辉煌：

“其实《南方周末》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95年到2003年左右。这期间它最活跃。当时中国，除了中央级报纸，地方级的报纸能影响全国的很少，《南方周末》是一枝独秀。最开始它重点报道文化娱乐，后来它转型了，重点放在新闻事件上。我印象中，如果有突发性事件，或者官员的丑闻，它会用头版头条披露该事件。这份报纸放在报摊上，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好多人了解信息都是看《南方周末》，因为它的胆子是最大的。当时官方也管他，但是广东这个地方离香港近，受北京的影响小，而且《南方周末》很灵活，有时一边写检查，一边报道有份量的新闻。但是后来，《南方周末》影响非常大的时候，官方的管理也更加严格了，比如通过省一级的宣传部来审查它，让宣传部的几个处长来监管《南方周末》。如果头版头条有特别敏感的消息，宣传部会介入，要求它换掉。比如有一次，《南方周末》已经印好了，揭露希望工程弄虚作假，这是全国性的一个丑闻。希望工程是全国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单位，不知道他们找了什么关系，直接勒令《南方周末》收回报纸，重新印头条，重新发行。后来官方管理越来越严，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南方周末》就慢慢的衰落了。”

上海《观察者网》的报道说，2001年，江艺平改为主管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21世纪报系》，但好景不长。2003年3月13日旗下《21世纪环球报道》被勒令停刊（我至今记得这份短命的报纸，可惜屡经搬家，十年前买的那几期已经不在手头了，大概早已沦为造纸厂的纸浆，经历几多轮回矣）。2006年，江艺平成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分管《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江艺平第三次遭遇工作调动，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改为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2008年底，江艺平开始在《南方周末》上开设不定期专栏《故人如故》。江艺平此次是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的任上退休的。

曾经相爱的人分手只需要一句话，甚至一封邮件，一个短信，一张盖着红印章的证明，可是分手的过程却是漫长而残忍的，从此前延续到此后很久很久。其实《南方周末》的兴盛与衰落，直到堕落，于我们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何清涟女士曾作《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这个系列，其一为“笔杆子-智囊-公知-帮闲”，其二为“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本应最有批判造反精神却在大陆最为依附权势，崇拜偶像的左派暂且毋论，对于那些以“独立，理性，温和”等等名词招摇撞骗的帮闲式公知，就中谈到：

“21世纪零零年代，中国已经进入“丛林法则”盛行、赢者通吃的年代；这十余年，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已成定局，改革共识日益破裂。经济上已经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况，贫富差距已成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就业日益艰难，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政府对民众的生存权肆无忌惮地剥夺。我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状况：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行为合法化。原来在80年代形成、90年代前期尚存一息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群体呈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国内人喜欢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划分知识群体。“体制内”的是指在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大学、社科院等各类研究机构、官办媒体等机构供职的知识人，“体制外”的则指受过大学、研究生教育，但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在上述几类机构供职的知识人，这些人的特点是愿意并喜好就公共事务表态（或可称作“好管闲事的人”）甚至参与，并希望通过自身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或行动来影响社会。他们与体制内一些同样有就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一道，被社会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就是这段时期出现的。从2005年南方周末开始评选之后，以后几年一些民间机构组织评选，甚至还有个人评选。但越到后来评选标准越滥，随着入选者的滥化，最后是“公共知识分子”被谑称为“公知”，成为舆论嘲弄的对象。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身份角色。命运注定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两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关系：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二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也就是利益受损者）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凡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是为权贵集团说话，还是为民众及公共利益说话。

“身处这两种关系的纠结之中，知识分子面对未来政治社会发展，越来越难于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2008年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以前，知识分子还可以选择“蝙蝠型”生存方式，在两大对立面当中游走。到后来，在政治权力与民间呼声的夹击下，这种生存方式的空间越来越狭小。部分原来比较活跃的人物躲进了书斋，淡出了公共视野；还有部分则心甘情愿地俳优化，做了权力的帮闲（新左派最为典型）；部分想走中间路线的虽然还在公共领域内发言，但稍有不慎，立刻成为网络舆论唾骂的目标。”

诚哉斯言！对体制内改良派----这里指的一种理论观点或政治立场，并不以体制内外的身份为界，其实很多体制外甚至国外的朋友，也是十足的体制内改良派，而很多为“稻粱谋”不得已跋涉在体制内的朋友，倒是勇气和睿见丝毫不逊他人，我个人对“体制内改良派”这个概念的使用，曾有明确的界定，请见拙文《上书记》----的讨论这几年一直在延续，何以孜孜不倦？从夏俊峰与唐寅这两个案子引发的各种争论来看，至今有其现实意义。眼前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日甚一日，莫说道路以目，明哲保身，如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的环境也岌岌可危，那些头重脚轻，头下脚上，自命清高，自认委屈的蝙蝠型知识分子，是该到了脚踏实地反思的时候了。

从更宏阔的历史纵深视野来看，何以二十多年前推翻共产极权的东欧天鹅绒革命能够成功，三年前反抗宗教和世俗专制的中东阿拉伯民主革命如丸走坂，蔚为大观，而唯独我们这片大陆，至今如一团漆黑腥臭，看不到一点光亮的死水？横亘一甲子又四年的制度性苦难之于我们，多数时候，在多数人那里仅只是一种危险的，只允许被遗忘的谈资笑料，无数无辜的死难者受害者，不过是独裁者用来烹制盛世的调料残羹。这其间，本应担负揭露，批判和建构之责，却反而在软骨病和投机癖里流连忘返，讳疾忌医的那些知识分子，不应该感到羞愧吗？

说起来，现在的蝙蝠型，骑墙派评论者，和过去对两边都大唱赞歌不同，流行的是表达对当局和民众的双双失望，唯有他自己最高明。因此故，干脆说中国再没有希望。其实这种观点看似公允，不偏不倚，却混淆了基本的是非黑白，也对中国日后的民主事业于事无补。在专制的高墙与脆弱的鸡蛋之间，有不容模糊的界限在。看不起草根的“精英”们一味“杀戮群众”，恰恰是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冷了一干朋友的心。上文谈到的，正是这样目空一切，否定一切而又无所作为的评论者。至于对评论者眼中看到的官方和民众这两者本质与相互关系的梳理，可见何清涟女士近期的《中国社会底层有无“阶层意识”？》，其间的观点和本人向来观察思考所得很接近，也可以说是我受作者多年影响之后的服膺赞成。因此得出的看法是：公民的自我启蒙与联合自救，率皆指向制度之更始，既环环相扣，又缺一不可。何文已一并转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