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前一句是唐朝诗人李贺的，后一句却是宋代才子石曼卿对的，很为时人推崇，莫不五体投地。《蓼花州闲录》曾以文坛佳话记述之。
石曼卿确实有才情，就是运气不太好，跟范进似的，多次参加科举，愣是考不中。到了宋真宗年间，被破格录为“三举进士”，也就是（曾）三次应试（未中的）进士。这是宋代才有的特例，主要是为了奖挹照顾那些执着于科举的读书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柳三变，也是“三举进士”。
宋代文风大帜，读书人地位高，自尊心也强。“三举进士”相当于后娘养的，好有一比，若正牌进士是清华北大毕业生的话，那么，“三举进士”只能是地方不入流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待遇肯定不一样。所以，朝廷安排石曼卿“以为三班奉职”。这对石曼卿来说，太伤自尊了，老子宁愿饿死也不上班。
当时中书省有个担任右正言的官员，叫张知白，是石曼卿的粉丝，他劝偶像说：您不上班就拿不到俸禄，将来您母亲老了，拿什么来奉养老人家呢？石曼卿听这话在理，于是半推半就到衙门报到，进入仕途开始混日子。
石曼卿平生有三个嗜好。一是写诗，成就冠绝一时。范仲淹赞其“有以见诗力之雄哉”，文坛领袖欧阳修更是引为挚友，说他：“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二是喝酒，曾在开封某酒馆与布衣朋友刘潜拼酒，一整天下来毫无醉意，被旁观者疑为神仙，传遍了京城。三是嫖妓，这个嗜好或是荷尔蒙在作祟，据说石曼卿迷信道教，终生未娶。
那么，石曼卿嫖妓怎么被一帮男妓举报的呢？
说起来还是跟宋代官员的监督制度有关，我以前介绍过，宋代在职官员是不允许招妓的，即便是一般的应酬，找歌姬作陪，也是犯法，比如几乎同时代的苏舜钦就是因歌姬陪酒而罢官的。石曼卿就栽在这项制度上。
话说仁宗即位后，石曼卿外放金乡知县，过了几年逍遥日子，天高皇帝远，金乡我最大，谁也管不着。但才子就是才子，不光诗写得好，管理一个县也是小菜一碟，政绩很不错，一不留神就成了优等生，又被调回京都，做了大理评事、馆阁校勘，也就是一边做助理审判员，一边还兼着编书校对的任务。
当时的石曼卿也就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之时，又无妻室，偷偷摸摸找妓女解决，也是情有可原的，只要隐秘一点，不被便衣发现，或者不惹出事儿引起衙门注意，那么，也不至于此事被载于史册。
可他光知道想对策躲避制度，却忘记了妓院里的潜规则----妓女收钱，男妓也是要“孝敬”一下的。
陶穀在《清异录》中描述北宋京师汴京男风充斥的情形：“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也就是说，当时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且这些以男性为娼妓的风月作坊，甚是有名气，有其专门的称谓，称之为“蜂窠”。
朱彧在《萍州可谈》里也记载，“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这些男妓大多是一帮不要脸的无赖，在妓院里跟妓女抢饭碗不说，还常常组团敲竹杠，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以致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不得不对他们施以杖罚，企图停止其活动。
石曼卿在馆阁校勘任内，有一次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这对那些男妓来说，无疑是个机会，你石大人是当官的，朝廷有制度，嘿嘿，不拿出点封口费，后果怎样，你自己想去。
偏偏石曼卿偷了腥还不想付出代价，他在骨子里就特厌恶那帮子男妓，大概是说了几句讽刺的话，于是引起争吵。男妓们也不是吃素的，拿不到好处，遂举报，导致石曼卿“为街司所录”，吃了杖责。
这下子糗大了，宋仁宗很生气，把他贬到海州，做了小小通判。
不久，西夏入侵，范仲淹等人受重用，以人才难得为借口，向皇帝举荐石曼卿到西北军前效力。这次举荐，成就了石曼卿的历史美名。
石曼卿貌似具有超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很短时间内，便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招募几十万大军，开往前线抵御西夏，是个做政委的好材料。宋仁宗一高兴，也就忘记了他有嫖妓前科，赐他绯衣银鱼，以示嘉奖。
也正是在西北这些日子的辛苦操劳，夺走了石曼卿的健康，1024年染病不起，去世时也才四十八岁，官至太子中允。
26年后，欧阳修任亳州太守，派人为石曼卿修墓，并亲到墓前祭典，说了好多声“呜呼曼卿”，祭文非常感人，大家不妨找来读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