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的时代划分，共产党政权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应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分别称为1.0版、2.0版和3.0版。
1．0版的总设计师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操盘手是毛泽东授权的刘少奇、陈云等人，其特征是计划经济，框架和运转模式基本上都抄袭苏联。在当时那种执政理念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在城市里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做法，在建政打基础的几年不可谓不成功。但是后来，毛泽东看刘少奇不顺眼，觉得陈云等搞经济没有革命浪漫主义，就把刘、陈二人赶到一边，自己搞，结果弄出来个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后来搞不下去了，又把烂摊子扔给邓小平陈云等人，自己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兵挨个折腾，继续冲击经济建设，把国民经济搞得几乎崩溃，一直到这个版本寿终正寝，被邓小平等人下架销毁。
2.0版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操盘手先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后来换成了朱镕基。2.0版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改革开放，其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加入世贸是画龙点睛的两笔。基本上，在胡耀邦赵紫阳手里， 2.0中国经济版完成了“破”的过程，即破除原来1.0版的框架模式----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就好像今天的暴力拆迁，不受人待见，所以党内左派对他们恨之入骨，尤其是1.0版的操盘手多人权倾朝野，所以胡耀邦赵紫阳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后，因为初期有邓小平支持，赵紫阳尚能“破”的所向披靡，等89学潮一来，意识形态收紧，小平变脸，老左们立刻落井下石，联合起来“做掉”了赵紫阳，陈云则趁机提出鸟笼经济，试图取而代之。
赵紫阳倒台后，江泽民被提拔进京，当上总书记，并接过了赵紫阳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但刚刚进京的江老爷子俩眼一抹黑，哪个门头也不敢得罪，就和稀泥，举左旗，讲政治，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陈云的鸟笼子被打破，出了一身冷汗的江泽民才横下心来跟邓干市场经济。邓小平后来又选择朱镕基操盘经济，从此以后，2.0版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立”的过程。以后十年，在江泽民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下，经过朱镕基的努力，中共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混合市场经济框架体系。这种框架体系有其优点，也有缺点，不过总体来说，优点大于缺点，所以中国取得今天了不起的经济成绩。
2.0版中国经济在胡温十年基本上是在原有轨道上惯性滑行。托朱镕基总理大力改革和温家宝总理受利益集团掣肘无力改革的福，这十年间，财力向中央快速集中，地方依赖土地财政，中央部委权力越来越大，地价房价飙升。这十年同时也是利益集团结成坐大、贪腐奢靡之风滋蔓深入的十年。十年内，从中央到地方，国有资本透过与国家权力结合，不断扩张侵占所有最能盈利的领域，国进民退特点显著，中国经济正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苗头特征，尽管中国官方总是否定这些说法，否定国进民退和国家资本主义，但实事求是的说，外界评论也不都是空穴来风。胡温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十年，2,0版中国经济改造工程的是在中国进入互联网社会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日本跌入泥潭、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东欧颜色革命、西亚北非茉莉花革命等内外挑战下完成收尾。为应对危机，中共只能不断对内加压，并透过央行和财政刺激放水。中国经济在这十年取得的成绩，主要是以牺牲人民权利和个体幸福为代价的，老百姓承受着因为房价物价攀升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压力，知识分子还要额外承受因政治重压不能满足该群体改革期盼和自由民主权利诉求带来的精神压力，虽然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上升，但大部分增量财富被权贵集权装到自己口袋里，老百姓在这十年的最直接感受不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而是撕裂、压力和不公。
当然，除了总体经济规模增长，过去十年中国政府还是干了不少实事。如果说2.0版中国经济在邓小平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侧重于“破”，第二个十年侧重“立”，那么在第三个十年，即胡温十年，则侧重于“补”。这个“补”，就是“补”过去二十年单方面注重增长的民生漏洞。中国在十年间建立的多层次城乡医疗体系、社保体系、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等，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西方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这些制度虽然现在仍然漏洞百出，一些很操蛋原始的制度如养老双轨制、户籍制、城乡二元制等仍继续存在，但该肯定的成绩还是要充分肯定。
经过邓小平时代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李克强要操盘的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从经济规模上，中国经济已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将近40倍。量变必然引发质变，中国经济这个毛毛虫已经到了化蝶的时点，源自政府权力的过分管制，已经像“茧”一样到了必须破除的时候。国务院下放审批权限，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是李克强为操盘打造3.0版中国经济进行的政策“破茧”之举。
从经济结构上，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发生重大调整，具有高科技特色的信息产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在国民经济中站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增加，但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增长极为有限，对社会层面的财富贡献也不尽如人意，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借助垄断地位攫取收益后内部瓜分的分配格局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整体拉大，新的结构性矛盾正在不断累积。在外部环境上，作为中国传统市场和资金技术投资来源地的西方各大经济体未来充满不可预测性，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有一个稳定的可供依托的外部空间，而且已经成长为大象的中国经济，仅仅依靠外部需求也已经难以填饱肚子，在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如东盟、金砖国家、中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基础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必须要找到内部的经济增长点。
在社会形态变迁上，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农业社会进入城镇化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巨变。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已从生存权向更高层级发展。社会矛盾因为互联网社会的到来被迅速放大。这些社会形态和群体心理的变化，也必然会反作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按照中共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定位，习李第一任期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叠加的阶段。这些国内因素再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期叠加，发展环境十分复杂。
习近平和李克强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承担着将2.0版中国经济升级为3.0版的历史重任，所以将中国经济从2.0版升级到3.0版不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想不想干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干、怎么干的问题。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把 “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列为未来工作重点就是在为3.0版中国经济运转发掘内部潜力。“新四化”因此可以看做是3.0版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城镇化又是发动这台引擎的一把钥匙。
前段时间有外媒报道，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城镇化上出现冲突，李克强支持城镇化，而习近平给李克强大泼冷水，这样的报道完全没有道理。习近平是中共党的一把手，要掌握路线方针方向等政治大局，李克强则主要分管经济事务，他们两位就好像董事长和CEO，在集团领导体制下只有分工不同，没有方向性冲突。“新四化”是十八大报告定下的路线，推进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最主要的潜力所在。在对城镇化的认识上，不仅习李二人，整个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看法都高度一致，而且其相关文件讲话已经下发、传达到党内一定层级。
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在“有序”二字，城镇化的“有序”其实就是风险边界管理，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习近平和李克强会从缓解特大城市人口压力、土地的供应与调控、地方城镇化的资金风险等三个方面入手进行风险管理，在观察运转一年左右后，还会进行更为具体的顶层设计，以推动各地按照正确的方向和框架向前推动。我期待着年底前有一个高层会议，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定下更具体明确的方向思路，具体时间应该会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对中共城镇化的决心以及城镇化的前景还需要从共产党的历史层面进行认识。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了武装斗争胜利，建立了1.0版的计划经济框架体系；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起点，建立了2.0版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又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农村，这一次，中共调整思路，聚向发力，把城镇化作为打造3.0版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打算要彻底改造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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