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日，《南方周末》当天评选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人，称之为“改革八贤”。评选者评得恰当，当选者当之无愧。这“八贤”是谁？还有一位改革家，当年至少与“八贤”齐名，由于中国大陆媒体不便提及他的名字，未能榜上有名。多维历史将其附在本组图集最后，以备查阅。
【邓小平：强调权威的改革家】 邓小平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瓦解了。图为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邓小平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图为1984年10月，邓小平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盛典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信奉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相信“没有穷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多次表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犯错误和被浪费的20年。1974年和1977年两次复出，他都致力于纠正“文革”乱相，并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能够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现象的敏感。 他把往事当作镜鉴，希望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具体的方法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潜力。图为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席。
决定性的战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岁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南方谈话”被看作是邓的“政治遗言”。直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列车仍然跑在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上。图为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
1997年，邓小平逝世。临终前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延安式的简朴生活仍是这位共产党元老的标志，医院员工烧掉他的衣物时，发现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泪下。直至今日，这一领导者的崇高行为，仍然激发着他人的敬意与衷心佩服。邓公已逝，可是从任何角度来说，影响仍无远弗届。图为发表南方谈话时的邓小平。
【叶剑英：最后十年】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顺应民意，谋划粉碎“四人帮”，结束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历史不可假设，但很难想象，197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若没有华、叶、汪，会是怎样----“四人帮”不覆灭，谈何改革开放？！ 图为1976年10月24日，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举荐胡耀邦，力主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讨论真理标准，建立经济特区，修改宪法，共和国开始新长征的每一关键时刻，总能见到叶剑英的身影。叶剑英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还当着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称邓是“老帅们的领班”。图为1977年，叶剑英与邓小平合影。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这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他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 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图为1980年8月下旬，叶剑英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图为叶剑英在1978年底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图为1982年9月6日，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图为1980年1月，胡耀邦和叶剑英在广州。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图为胡耀邦到农村视察。
胡耀邦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图为1981年，胡耀邦在六中全会上讲话。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图为1982年12月，胡耀邦、万里和孩子们。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图为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万里：改革闯将】 “若是万里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这位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省委书记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图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左一）在做报告。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图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图为万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万里之子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把广东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图为1988年万里主持人代会。
万伯翱评价他的父亲说，“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今天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我父亲也衰老了，但我们还面临着反腐败的问题，深层次改革的问题，面临着政治民主的问题，还得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把那一代人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图为1983年，万里（中）、邓小平（右一）、胡耀邦（左一）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劳动。
【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回国后，谷牧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图为1978年5月2日至6月初，谷牧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欧洲五国，一行人到达法国。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图为改革开放之初，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图为1979年9月，谷牧（中）率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1982年，中央召集两省负责人来专门讨论。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图为1983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在任仲夷（前左一）陪同下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图为谷牧工作照。
【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达16年之后的重新出山。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圳、珠海特区奠基。图为习仲勋在广东。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图为1978年8月5日，习仲勋在广东惠阳地区调查研究。
当时，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广东面临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其中，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他们平反昭雪。历史的吊诡在于，此后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正是这些有“海外关系”者引来巨额外资，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图为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若非习仲勋，很难说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走一步。习仲勋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关系熟稔，便于沟通，而中央也能对其有足够信任。中央支持、群众呼吁加上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的提议，上下互动，方成大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汇报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图为1980年1月30日，习仲勋、杨尚昆、黄华、彭真在一起。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是留给发展伊始的广东的“遗产”。此后，从广东起步，开放之潮从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渐开启。图为习仲勋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
【任仲夷：先驱的本色】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1979年，在辽宁营口他就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广东就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这种改革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用他一位老友的话，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改革特区中冲锋，更是在禁区和雷区中冲锋：任仲夷被称“任胡来”，被指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被质问“是否还是共产党员”。图为任仲夷。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图为1980年11月，任仲夷（站立者）在广东省府礼堂与省市干部见面。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图为1982年5月13日，任仲夷在广东海丰县海边与海丰县负责人研究打私活动问题。
任仲夷对改革的推动，终其一生，从未放弃，从未沉默。体制内的官员中，对改革的支持，像他这么坚定一贯、不遗余力的，不多；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像他这么深刻中肯、不稍隐讳的，更少。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图为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图为晚年任仲夷。
【项南：不怕丢官的改革派】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项南此前曾出访欧美，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改革意识，亦属坚决。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谈思想解放》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
1981年4月，项南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说，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军方一听，便没什么意见了。修机场，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厦门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图为项南陪同胡耀邦视查厦门经济特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解决通讯问题，项南则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图为项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图为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右二）、省长胡平（右三）率领福建省地、市领导到苍南、龙港、金乡考察“温州模式”。
他曾为了让外界了解“经济特区”，冒着政治风险邀请外媒记者前来采访和报道特区。他曾坚决地反击“经济特区就是旧租界”的论调，在福建省冲破重重阻力，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锐意改革。他就是项南，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元勋，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的从政生涯因此波澜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晚年的项南在家中。
【赵紫阳：不该遗忘的改革家】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绕不过赵紫阳，不能忘记赵紫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赵）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图为赵紫阳在农村调研。
赵紫阳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中国第三任总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总书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图为80年代中期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在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撰文，肯定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田纪云认为，胡耀邦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田纪云指出，中国体制改革必须从打破僵化、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而推动这项改革的是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图为赵紫阳与胡耀邦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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