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自认在二战中对日本投降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在亚太的存在正名，那么中国为着同样的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何又不应在家门口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位英国学者提出的疑问，他认为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未被充分认可，战后国际格局不公，是中国在周边领海争端中“强硬”的一大原因。而只有尊重历史，正视中国为抗日中做出的牺牲，亚太的国际秩序才能得到合理的调整，西方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在东海、南海影响力的扩大。也只有正视历史，美国才能对“美国治下的和平”及“重返亚太”的基调进行反思。
近来分析南海、东海局势的西方人士，动辄称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声索中恃强凌弱，挟强大的综合国力“霸凌”邻邦。而宣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事关自身利益”的美国，更视中国增设三沙警备区等部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得时时警惕之，处处谈及之，巴不得把每一次东盟会议搞成制定“行为准则”的谈判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对抗性”言论和“霸道”行为，无非是为炫示自身肌肉的不怀好意的试探。
而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政治史教授米特（Rana Mitter）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中国的“强硬”举动，在于二战时对日作战的功勋未得充分认可的反弹。对中国而言，巨大的牺牲并未转换成在亚太地区现实的政治资本，八年抗战换来不过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席位；而北京现在想要的，无非是“将蒋介石六十多年前开出的那张地缘政治支票变现”。
国共两党的恩怨撇开不谈，抗战毕竟是全民族的战争，而作为一位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者，米特的看法很敏锐地触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能强国御辱，进而为民族在国际上争一点地位，是执政党构建其合法性的逻辑起点。这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对“铁娘子”所说，如果收不回香港，任何中国政府都该自动下台，都该退出历史的舞台，别无可选。邓小平所言，虽针对殖民时代的尾巴，却可以推展到整个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国际格局中。
二战后，出于意识形态叙事和对抗“共产中国”的需要，鉴于国民党偏安一隅的孱弱，中国在二战中为击败日本所付出的牺牲被顺势踢开，国共两党政权均未参加《旧金山和约》的签订，造成二战后东亚最大的宿敌间没有签订和约。而在“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历史叙事以及美国独大的战后格局中，中国在抗战中的贡献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
一些美国人恐怕只记得珊瑚海的硝烟，硫磺岛的惨烈，塞班岛的胜利，只知道诺曼底的登陆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却不太了解在珍珠港之前中国在正面战场如何苦撑待变。以原美国史学会会长帕默尔（Robert Palmer）编著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为例，这套教材在美国大学最负盛名，但对二战中中国的抵抗着墨不多，而讲述中国抗战初期的篇幅甚至不如西班牙内战，牢牢地占据着二战史主轴的还是欧洲战场和参战后的美国。
对很多人而言，美国的原子弹是最后的杀手锏，但如米特指出的，如果美国自认对击溃日本起
着决定作用，可以此为在亚太的存在正名，那么中国为着同样的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何又不应该在家门口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呢？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战后亚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安全和经济的框架，而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同时又会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
因此，奥巴马政府首届任期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等诸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亚太地区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
这样的竞争让所谓“修昔底德困境”（Thucydides’s trap）的概念在外交界走红，预示着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挑战既有强国，并最终走向战争的历史性“铁律”。
但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美中两国及其领导人肩负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在美中关系、亚太战略和全球治理中，两国应站在世界文明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高度，摈弃历史上“国强必霸”和“两强必斗”的宿命，增信释疑、管控分歧，牢牢把握双方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共同底线，进行更高层次的战略对话，并通过良性竞争与共赢合作给本国和全世界营造更好的未来。
可喜的是，在这本书出版近一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美方的回应和赞同。尽管如一些美国学者将其描述为“让美国臣服于中国安全利益”的说辞，但奥巴马在6月加州峰会的致辞中表示，美中元首都强烈地意识到或作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他期待这将成为未来数年美中“新型合作关系”（new model of cooperation）的坚实基础。可能是担心被“套进”中方所建构的话语系统中，奥巴马在这里绕了一个弯，但搞清楚“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对避免新旧两强敌对的旧循环有所裨益。
当然，客观上讲中国的国力并不能对美国造成“威胁”，据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主管贝德（Jeffrey A. Bader）回忆，在2011年访美期间，胡锦涛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当面向奥巴马坦承中国在内政上的巨大挑战：人均GDP增速缓慢、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以及城市饱受污染困扰。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多次强调，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心调整现行国际秩序，但无意将其全盘推翻。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尊重历史，正视中国在二战做出的巨大牺牲，亚太的国际秩序才能得到合理的调整，西方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在东海南海影响力的扩大。也只有正视历史，美国才能对“美国治下的和平”及“重返亚太”的基调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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