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3日，在近期多个相关组织部门和个人反宪政和意识形态宣传行动中频频出手“亮剑”的《红旗文稿》再次发表新文章《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全文约8千字，以战斗性和火药味十足的语调系统阐述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原因和方法。文章表示，意识形态“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识，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
有观察人士表示，虽然文中并未出现“阶级斗争”一词，但是“阶级”一词却出现15次，“斗争”出现8次。因此，该文所展现的“阶级斗争”理论，使之近于一篇号召新时期进行某种程度和方式的“阶级斗争”的战斗檄文。不过，因为《红旗文稿》一向有奔走于意识形态第一线的传统，很难就此认为体现了中共高层的集体意志。
文章开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说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点明主题称，“从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看，它是阶级和正常维护其核心价值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文章并对此提出详细解释，“首先，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其次，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知，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既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是其政治纲领和目标诉求的理论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服务功能、维护功能与宣传教化功能。第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和实践性，它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
文章回顾中共历史时也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唤起了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热情，动员并组织起各革命阶级、革命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
之后又认为，中国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导致的。文章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进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演变成学潮和暴乱。”然后又以之为戒提出警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做到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其后，文章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大篇幅解说。该文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现实危险、多元思想文化对主流价值取向的侵蚀、民生热点问题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网络负面消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蛊惑、社会转型深刻变化带来的思想行为多样性均不可低估。在进行该部分解说时，“西式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颜色革命”、“战略内应力量”、“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异见人士”、“意见领袖”等近期社会思想舆论领域关键词都有涉及。
文章之后提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具体做法。文章首先认为，应强化政治责任中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掌管思想、党管媒体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另外还需统好力量、建强队伍、完善法规、综合施策进行“管”，又包括统好各级宣传、情报、信息、安监、公安、司法部门的资源和力量。
有观察人士表示，《红旗文稿》该篇文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将近期意识形态斗争宣传以“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解说。尤其是在开篇中所提的说法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部分的再述，也代表了中共传统政治观点体系的理论基础。这些用语在毛泽东执政
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被频繁引用和强调，并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指导性方针。不过，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高层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改革开放序幕，这些理论观点已经较少出现。
因此，此番“阶级斗争”论调的重现，对于观测中国政治、新动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近期《红旗文稿》多篇文章已经多次游走于中国意识形态最前沿，在体制内外都引起较大的争议，因而也可认为是一家一言，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共高层的集体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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