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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免费电视发牌风波透视梁振英的管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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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电视发牌事件在香港能够引起如此之大的风波可能是社会各界所始料未及的。有市民戏言“现在香港就连看电视也要搞筛选”,更有人直指“这已经不仅仅是看电视的问题”,而在很多民众在游行中提出的诉求已经远远超出广播电视事务本身的范畴,都让人们反思一纸牌照的签发在香港何以具有这么大的涟漪效应。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社会愈发明显的泛政治化趋势,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在今天的香港身上绝对不是夸大其词。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的领导班子都对可预见的,政治性强大型集会游行(如“占中”,“中港矛盾”议题等)做了针对性的布防,希望将事件尽快冷却。然而令他们恼怒的是,火头似乎总是不在自己预计的地点出现,看似不会引起社会激烈反应的议题却每次都能够演变成公民运动并且迅速蔓延。对此,执政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总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陷入舆论声讨的“漩涡”,而在连串风波中政府为何又总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次发牌风波是各种因素共同形成的化学反应,但梁振英个人绝对难辞其咎。如果事件发生在董建华或者曾荫权时期,为港视鸣冤的人肯定也会有不少,但相信在社会上引起的负面反响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剧烈。因为从法律上讲行政长官确实在行政会议上具有最终决定权,而所审批的也只是一项普通的商业行为,照道理说特首拍板“三拣二”的做法本身并无太大不妥,毕竟凡是申请总有不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与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民望都曾高企不同,梁振英从上任伊始就弱势尽显,面对的是全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被群众揶揄是“中央代言人”,完全没有任何“蜜月期”可言。甚至在行政会议乃至政府团队内部都有人与他不“咬弦”,拒绝为其护航。因此,事件一出,香港社会舆论马上一片倒,“忠心护主”的声音几乎绝迹,相反行政会议内讧的流言倒是甚嚣尘上,即使是一些建制派色彩浓重的人士也纷纷附和要求政府做出详细交代。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梁振英似乎非常擅于制造危机,一件像电视发牌这样普通的事情他也可以搞到十万人上街反对他的决定而无人护驾,似乎真的是喝凉水都能塞牙。但究其根本,是梁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处事不够圆通,“草根特首”的标签太过明显决定的,这导致上层社会普遍不喜他的行事作风。而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没有能够摆平各种利益团体,尤其是在商界内的资源不多,无法获得财团的支持如今看来更是梁的致命伤。讽刺的是,以上这些“八爪鱼”的性格特质和商场人脉,正是他手下败将唐英年的最大优势所在。在整个建制阵营已经被2012特首选举搞到四分五裂,泛民又猛力狙击的情况下,梁振英一心标榜自己强政励治的“香港仔”形象,幻想拿一张凳和一支笔去听意见,写政纲就可以当模范特首,实现良好管治,无疑是低估了现在香港政治环境的复杂程度。在其位者当谋其政,梁振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家不同于学者,不是仅仅分析数据,做完政策研究报告就算完成任务。天时地利人和

对政治人物而言缺一不可,凡事要因势而为。事实上,从2012年的“国教风波”再到这次的“发牌疑云”,都显示出香港社会运动领导者的策略较以往已经有很大不同,从之前追求于正面强硬突破政府防线,变为如今在社会民生等“软”议题上做文章,引起民众最大共鸣,达到技术性地击倒对手的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发牌事件上特区政府很“识趣”地再次配合了“敌人”一把,官方给公众的印象是进退失据,只顾空谈“循序渐进”的所谓发牌准则,不断重复“一篮子因素”之类的空话套话,忽略社会意见,与社会诉求脱节。

而且在政策推行方面明显与规划思路有矛盾,口头上说支持创意工业及引入竞争,但同时又以商业考虑拒绝发牌,审批结果自然不能服众,“黑箱作业”的指控也就应运而生。而梁的所作所为显然没有做到因时制宜,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亲手制造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公民运动。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经说过:“公众信任,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石。” (The basis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is public confidence.)目前摆在梁面前的现实是特区领导班子整体的公信力备受质疑,社会自然会对其抱以猜忌的态度,严格批判政府的各项施政,而这次免费电视牌照事件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的发牌决定无论是否真的存在政治审查,北京干预或是官商勾结,对公众其实都已不再重要。因为他们普遍有一种梁班子必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议程的主观认知,认定整个审批过程是“黑箱作业”,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北京控制香港的传媒机构,保护现有两家免费电视台“无线”及“亚视”的既得利益。其实,政府拙劣的解释能力和公关技巧,只不过是让社会上早已存在不信任情绪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而已。

今时今日香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梁振英作为特区的领导者,也理应打破自己的固有思维,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考虑一项行政决定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影响。而如果他没有察觉到这种“变”,仍然以数年前的常规思路去应对,特区政府未来所面临的只会是更大的管治危机,而他本人也只会在一浪接一浪的风潮中走向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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