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一定会遵守新闻工作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去报道新闻，不受利益的诱惑。”广州《新快报》与湖南长沙警方的激烈对抗随着当事人陈永洲的供述出现戏剧性逆转，陈本人在央视镜头前的最后“悔过”也充分暴露了媒体诸多病灶，进而为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媒体乱象敲响丧钟，无冕之王日渐沦为文人“黑社会”的头目事实更是让人瞠目。
《新快报》头版截图
《新快报》事件发生之快、之戏剧性超出了很多的预想。该报23日头版战书“请放人”满溢对警方的控诉和质问，24日的“再请放人”穷追不舍，25日偃旗息鼓，26日央视《朝闻天下》播出陈永洲认罪画面，27日《新快报》头版左下方刊发豆腐块致歉信。仅5天的时间，舆论口水从讨伐长沙警方到叩问新闻人底线，再到如何进行媒体监督，诸多“病灶”昭然若揭。媒体生态如何走出权钱交易的桎梏？新闻人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记者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时代的转变，媒体人应当如何接受考验和挑战？
媒体乱象堪比“黑社会”
从当前的媒体生态来看，诸多乱象，比如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媒体腐败等大行其道，甚至赤裸裸的成为行业“规则”，它们中绝大多数交易都牵扯到权与钱。就拿此次《新快报》事件来讲，陈永洲在“现身说法”中提到，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陈究竟是受何人指使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一个记者缘何敢于冒着蹲监狱的危险以身试法、多次收黑钱抹黑一家企业？稍早之前《京华时报》和农夫山泉的口水战不了了之，其中也参杂着各种阴谋论。可以说是带着侥幸心理，也可以说是在金钱和职业操守两者之间出现倾斜，更为关键的是，陈的这种做法在鱼龙混杂的新闻界被认为是“正常的”，只是隔墙扔砖头被砸中的小卒子。比起陈永洲充当枪手、收黑钱的既定事实，媒体界的这种“潜规则”和“正常心理”更值得警惕。幕后权钱交易败露后，如何守住新闻真实性这一生命线成了官方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如何保证，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是人，尤其是记者，以及二线的编辑、主任、值班老总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冲在一线的记者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丧钟”也是由一个团体共同敲响。人民网评推敲问题稿件之所以能发表出来的两种可能：一是内部管理体制完全失灵，相关把关人失明；二是存在利益输送，一些管理人员为了达到目的，故意选择性失明，为问题稿件大开绿灯。其中恰恰忽略了最为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新闻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媒介土壤，就会滋生出什么样的新闻人。不得不承认，有偿新闻、假新闻、封口费在新闻行业屡见不鲜。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4名记者被清除出记者队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也正是因为当前媒体产业乱象丛生，真假难辨，也给那些“假记者”提供了攫取利益的通道。他们打着“监督者”的旗号，一方面轻易地获取巨额利益，另一方面也间接给媒体打上了“黑社会”的烙印。
每每发生类似的恶性事件，舆论更多地是归咎于记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官方媒体更是希望通过强调“个案”以消解负面影响。此次《新快报》引发的大讨论，如果也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将棍子单方面地抡向陈永洲，显然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地失却了一个集体反思的良机。《新快报》头版的致歉信，也正在通过“切割”滑向避重就轻的陷阱。“报社对稿件的审核把关不严，事发后报纸采取的做法不当”这是道歉的核心，把主要责任推给了记者。此前头版战书中的铁肩担道义，两根穷骨头，瞬间成了绝妙的反讽。
有评论人士指出，揭开当前媒体生态的伤疤，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必要的。追究谁之过，进而各个击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参与这个行业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自己在这种世界观里还应充当什么角色，以及如何让这种认识与世界观成为这些从业人员的文化匹配的要求，让这种要求最终成为其文化的有机构成。在两者的相互要求下，一种专为社会需要的媒体人才可能有系统地产生。虽然这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过程，但至少相关部门需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而不是单单拿着个案照本宣科，大谈记者职业操守的重要性、新闻真实性这些老掉牙的问题。
很多人形容新华社、央视以及《人民日报》乃是媒体黑社会的最大头目，因为他们凭借着绝对的话语权优势，在攫取私利方面毫不逊色于地方媒体从业者，而它们作为媒体的上梁，在媒体的道德与从业素质方面早已被诟病，甚至是塌陷。媒体的影响力无疑决定着“私利”的多寡和成功率，这也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更大范围来看，造成媒体“黑社会”现状的绝不仅仅是陈永洲类的记者，也不是几家党报官媒。一旦这样的媒介文化成型，每个人参与其中的人可能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者，也可能成为坏了一锅汤的那只“老鼠”。媒体病灶亟待根治
新闻界的“害群之马”之于官场便是贪官污吏。很多贪官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的鸡鸣狗盗，之于记者便是台前大谈新闻监督、幕后大搞金钱交易。此次事件，如果《新快报》没有挑高火焰，没有在头版刊发战书，充其量也只会追究到记者的个人职业道德层面。所幸《新快报》无意间将其推高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至此，需要反思的不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如何避免下一个陈永洲出现，如何让有偿新闻不再折损媒体公信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媒体向来被视作第四权力，也被戴上了无冕之王的桂冠。一旦被证明此桂冠上沾满了权钱交易的污秽之物，对公众认知和心理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很多刚进入新闻行业的人，一开始大多怀抱着新闻理想，要如何进行社会监督，将客观、公正、中立奉为金科玉律。但经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前虚无的新闻理想终究敌不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新闻人“三观”发生扭曲，毋宁说是喧嚣、急功近利的大环境让他们不再追求那份虚无的满足感。当坚守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行业内的“另类”，那么堕入欲望的深渊自然成了很多人自认为合情合理的选择。
如何铲除这样的媒介土壤？很多自由派意见领袖会简单地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体制和舆论监管，也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言外之意是，只要中国走向了民主宪政、施行新闻自由，这一媒介毒瘤就可以彻底根除。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监听、英国报纸的虚假报道，BBC性侵案件，以及英国名记者尼克•戴维斯所披露的媒体潜规则和全球新闻业黑幕已然证明，单纯地将媒体生态归咎于体制，是没有说服力的“讳疾忌医”。
任何人种都无法摆脱社会的性质，新闻从业者也是如此。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媒体人也和其他行业的人一样会更重视自己的物质需要。不同的是，西方的媒体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听话的，偶然间的背叛都不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而中国的记者正在面对时代的转变，也是因为社会的人文要求，根据经济发展的庞大能量，对媒体人这个行业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要求，媒体人在混沌时期必然需要接受极大考验。
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令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媒体的一篇报道就可能将一家企业拖垮，另一方面也让媒体人节操失守的风险增大，因为攫取利益变得越来越容易。看似公允的新闻背后盘根错节的权钱纠葛，已然给所有人敲响警钟：记者不能拿新闻做买卖，媒体也不能拿公信力当儿戏。新闻人手中握着“无冕之王”的利剑，为的是捅破社会的脓包，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脓包，自绝于社会。上述评论人人士强调，中共必须正视官媒的日益“黑化”，这样的媒体体制和从业人员已造成中国言论体系的千疮百孔，如果不能加以狠狠打击，中国的媒体就会真正沦为名副其实的“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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