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8日，中国最高法宣布通过新的纲领性文件，要求各级法院坚决抵制各种形式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文件并提出建立法官退出机制，适时调离审判岗位并免去法官职务。观察人士表示，前者侧重于摆脱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程序的干扰，而后者则有利于从组织人事角度入手实现法院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十分明显，最高法此番双管齐下，直指各级法院和法官的新动作，志在建成中国独立公正的司法运作体系。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几乎成为现今中国执政团队进行改革探索的急先锋。
据媒体报道，最高法在20月28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新制定的《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最高法研究室主任胡云腾随后补充称，新出台的《意见》将作为法院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的法院工作。
《意见》要求，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不断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机制。
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司法问题的一大症结便是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或个人对正常司法程序的过多合法或非法干预。其结果往往是不独立的司法程序造成不公正的司法结果，法院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沦为权力和政治的工具，在损害普通民众权益和公平正义的同时，还会造成法院等司法体系公信力的丧失。因此，最高法此次公开强调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并避免权力、金钱、关系等方面的干扰，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实现司法独立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意见》所提的建立“科学的法院业绩考评机制”的要求引起外界格外关注。《意见》指出，对于不适合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要建立法官退出机制，适时调离审判岗位并免去法官职务。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和副庭长，要坚决支持合议庭和独任庭依法公正审理案件，上级法院要坚决支持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上述观察人士亦表示，所谓的“法院业绩考评机制”和“法官退出机制”，比较可信的猜测是一种独立于法院系统内部的人事任免机制，而其评价标准和具体操作则将由法院系统高层，即最高法来掌握。显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将会赋予最高法较大的实际权力，并有助于实现外界所期待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新《意见》直指各级法院院长、庭长和法官，对其提出严格规制和要求。《意见》表示，“全体法官不得以任何理由突破法律底线，杜绝任何超越法律、歪曲法律以及其他违法枉法裁判现象的发生。”“应建立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全程留痕的制度，加强对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审判管理权的滥用。”可见发现，该《意见》措辞极为严厉，多次出现“坚决”、“严禁”、“任何”等词语。这在以往的最高法文件中十分鲜见，突显出以周强为院长的最高法的底气和决心。事实上，近期中国法院系统动作颇多，几乎成为中国改革探索的急先锋。
此前曾有文章《89后首获最高检报告 人大不做“橡皮图章”？》指出，仅以10月份为例，10月1日，最高法开始施行“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即法院将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10月12日，最高法刑三庭庭长戴长林表示，各级法院应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更加重视实物证据的运用；10月14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机制；10月19日最高法宣称，将出台指导性案例适用细责，用以统一和约束各地法官审判行为，且已成稿；10月20日，最高法对外表示，正在积极推进三大信息平台（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其中的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已有五年时间表。
值得关注的是，10月22日，周强提出将推进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即在2至3年内将其数量增至20万左右。此举意味着官方为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进司法审判程序、监督司法工作提供了条件。这种公开的形式不仅将有利于落实公民的监督权利，普及法治思想，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倒逼司法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对于司法系统争取自身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也有莫大的好处。另外，短期内新增20万陪审员的计划也体现了主政者一定的政治魄力。
周强曾主政湖南多年，并提出“法治湖南”的口号。但在其任期内先后发生震荡海内外舆论场的李旺阳事件和唐慧劳教案，在其进入中央主持最高法后该省政法系统又发生多起恶性事件，使周强备受外界追责和声讨。而其积极推动法院系统改革的迹象或许表明，这位曾被外界寄予厚望的团派干将，似乎真正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