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5月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说的一句“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曝光后，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一举一动便被当做了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风向标。三中全会前夕，由刘鹤领衔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的一份《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简称“383”改革方案）被热炒，因其“官方智囊制订”的背景，该方案甫经曝光，便被冠以三中改革“路线图”之名。
暂不说，就整个“383”方案来看，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而三中全会肯定不能只谈经济改革。仅就这份方案的脉络看，透露着强烈的自由经济思想，这就是一份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理念的改革“路线图”。是当初那份世界银行关于倡导国企私有化的改革方案的中文翻版，换汤不换药。如果说，这份“383”改革方案真如不少报道所言的那样，与三中全会报告大面积重合，那么只能说：这不是改革，而是历史的倒退。今天中国经济还并非一帆风顺，扩大市场也绝非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改革周期的灵丹妙药。希望中共能明白这个道理，更希望这份“383”方案并非是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初稿。
在“383”改革方案中，刘鹤等人提出了“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其中的“三位一体”由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三部分构成，被认为是三中全会将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公平而展开改革的主线，以充分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从而达到“使全体人民通过勤奋努力公正分享发展成果”、“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升级版”的目标。“383”方案认为，在三位一体的改革中，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通观整个方案，基本上充分吸收了近年来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对中国改革屡屡发声的企业家、学者的改革意见，也被权威地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不可否认，在良性竞争氛围下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中国很多资源配置效率上的问题，而这也是社会对过去十年“国进民退”发展路径的最大诟病之处。但是，这个通篇强调市场公平的方案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自由市场派认为改革步伐依然迈得太小，普通民众认为改革在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等等，原因出在哪里呢？关键问题在于方案的出发点就已经偏离了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旨，把技术性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强行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简单认为“市场公平=社会公平”，并且把市场公平等同于企业公平，实际上是把法人公平与公民的公平混为一谈。
眼下中国，提及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便让人联系到经济改革，在习李多次提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后，更是认为三中全会应该以树立市场导向的经济为发展方向，把市场当作了解决中国经济眼下所遇到的问题的“万能药”，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逻辑：经济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政府为何要存在？发展经济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往往在改革方案的提出者脑子中被简单的经济模式所过滤掉了，在强调企业市
场环境或者企业价值的时候，他们往往将人与社会简单化，最终本末倒置。
对于解决饱受诟病的国企垄断和低效率经营问题，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思维是确有必要的，但是这个竞争必须加一个限定词“良性”。即使在备受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也不存在国企必然垄断和市场不会导致垄断的结论，更没有民营企业不会垄断的潜台词。中国和西方经济的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垄断形成的民怨在任何形式的经济体中都存在：无论是石油行业的埃克森美孚还是IT行业的微软，都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垄断行为而受到制裁。
实际上，按照西方的标准，阿里巴巴利用支付宝在中国第三方支付领域份额过半的垄断地位，而封杀微信支付等第三方工具，甚至爆出逼天猫客户“二选一”的事件，本身已经构成了利用垄断地位打压竞争对手的嫌疑。如果不是有中石油等国企更加令社会痛恨的垄断现象，阿里巴巴的形象将被压低多少还是值得思考的。
更进一步，规则公平本身也往往隐含着不公平，其潜台词之一便是“资本的不公平”。在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所谓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必然导致资本的不公平----价高者得的规律导致强者恒强的社会加速阶层化，使得“通过勤奋努力公正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成为一句空话，马克思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结论，正是嗜血资本的写照。如果按照“383”方案，仅仅把经济改革的目标放在市场、政府与企业层面，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共需要自问一句：自己奉行的公平，真正内涵是什么？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但要在建立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前，厘清市场的参与者情况以及参与者的内在辩证关系。“383”方案中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即由全体民众组成的社会，亦即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或马克思理论中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将所谓的三位一体改革简单地围绕着企业经营公平展开，强调法人群体还是自然人群体是问题的关键，这决定着改革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企业是且仅是市场的一部分，政府参与和规范市场的最终目标应该只有一个：服务和维护社会利益。所谓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落脚点应该是确立政府、市场服务于社会的思维和发展方式。促进企业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提升社会发展效率的工具，必须防止企业过度追求利润而伤及社会利益。国企改革需要从这个角度进行，因为国企的垄断和低效率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开放市场同样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改革就可能是以一种西方式私营垄断替代中国式国营垄断，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有纠错机制，但不是矫枉过正，要对症下药，症状都判断错了，药的作用就可能变治病救人的良药为杀人工具了。还以国企改革为例，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时，改革把目标对准了垄断国企，其中垄断高价成为众矢之的，因此“383”方案中提出“放宽准入、鼓励竞争，营造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外部环境”，其中“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看起来很美，但经得起推敲吗？能实现吗？金融资源是生产要素之一，如何要求银行给国企和民企同样的贷款利率？以此推之，如何要求银行给所有贷款人一样的利率？对银行来说，按照市场经济理论，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可以说，想办法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和预防经营腐败、清晰国企利润分红制度，比简单的分拆乃至人为低价出售更能维护社会利益，上个世纪末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退民进，让很多内部人一夜暴富，已经对此敲响了警钟。
可以说，如果以“383”改革方案作为三中全会改革的蓝本，则以土地、城镇化、国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展开的改革，最终结果不仅难以实现公正分享改革红利的目标，反而可能再一次沦为拉大社会阶层差距的催化剂，更进一步地说，一旦新一轮“市场化”的土地改革失败，中共将面临执政基础和执政理论延续性的考验，这对习李体系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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